本文从负债代理成本的角度，考察了在我国对债权人保护较弱的情况下，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资产替代来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②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③由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比非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资产替代行为更为严重。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产业经济理论和财务理论，检验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和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战略之间的关系。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以深、沪两地的上市公司为例进行的实证研究有效地支持了我们上述的假设。

近年来，行业内部大企业集团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组，呈现出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运作过程越来越难的趋势。被整合的企业，一般都是一块“烫手的山竽”，弄不好将会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果。纵观那些企业之间兼并、重组的失败的案例，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企业文化方面的不相容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通过对世界上两次大的汽车行业的兼并重组失败与成功案例的分析，佐证企业文化的融合在企业兼并重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998年，当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宣布斥资360亿美元实现“同等地位的合并”的消息公布时，这场婚姻被称为世界汽车业的“天作之美”。然而，由于企业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使这次大家都看好的整合成为世界汽车业兼并史上的“滑铁卢”。 而同是两个汽车制造大企业安徽省江淮汽车集团与安徽省安凯客车集团公司的整合，却由于采取了文化理念的先期导入，各项要素的优化组合，债权、股权的系列调整，使江淮和安凯的资源优势得到了互补、文化理念实现了“共鸣”、资本整合实现了“双赢”。使这一历时两年半的整合获得了巨大成功。 文化先期导、无形资产整合先行，通道打开后，再进行有形资产的各项整合，正是“江淮一安凯”整合模式的精髓所在。

摘要：文章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投资者对于市场信息的反应，早期表现为反应迟钝，后期表现为反应过度，并且以反应迟钝行为为主。投资者的这些行为不仅与投资者的心理因素有关，而且与上市公司的信息非对称程度以及交易制度也有关。投资者对信息反应过度的强度与股价的均值回复行为正相关。

证券市场风险对出资人来说意味着预期回报甚至本金的减少或消失。这种风险对中国股市中的分散股民已领教深刻。然而，作为广大储户委托人的银行中介在对上市公司的直接贷款行动中也同样承受了市场风险，但这种风险目前还处于隐蔽状态。直至近期爆发的“蓝田事件”才唤醒了人们的警醒意识。本文试图从理论上解释与主要金融中介（商业银行）相关的两种风险，即储蓄转化为金融资产的投入风险，银行向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贷款所承受的金融资产回报风险，从而提出了规避风险的关系组合均衡和对策方案。

本文以沪深两市942家上市公司2000年年报的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多元化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和股权结构对多元化的影响。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水平与企业价值（以托宾Q来衡量）无关，与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成负相关，与主营收入增长率无关；多元化与法人股比例成正相关，与国家股比例成负相关，然而，在大公司中多元化与股权结构的关系并不显著。本文还在一些方面与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

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特殊的证券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等各利益集团入市都有其自己特定的目的。本文基于对各利益集团入市的目的的分析，构造出了各利益集团间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Abstract: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is a special stock market, so that in this market, and each interest group of government, listed company, investor...etc. Appear on market to all have the particular purpose of its oneself. This text primarily pass the right each interest group the purpose that appear on market, and construct out the game of each interest group the model, from but analyzed the game between each interest group clash with resist.

上市公司MBO已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为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条件。但目前我国推行MBO的整体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上市公司MBO的操作过程中存在着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隐藏着严重的风险。在产权关系没有理顺之前，特别是在证券市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并存的双轨制情况下，事实上并不具备在上市公司推行MBO的时机和土壤。上市公司MBO不能实现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公司管理层和其他投资者的共赢，既缺乏公平，也谈不上效率，最终结果可能与人们的美好愿望南辕北辙。因此，MBO并不是上市公司国有股退出的惟一方式，更不是最佳方式，在现阶段推行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可以说是弊大于利。

从明斯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和信息经济学入手，本文首先论述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理论根源，并指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特殊成因。接着应用杜邦财务分析方法进行了实例分析。进而采用多变量信用风险判别模型中的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失败有很好的预测力，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得出企业信用风险状况的定量分析结果。本文首次对EDF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运用EDF模型对ST南洋、马钢股份进行分析时发现该模型并不能对ST南洋、马钢股份信用风险状况做出好的解释。结合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的分析，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价格与其价值不符所至，我国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存在高估现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建设，本文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些解决方法。最后提出若干未来的研究方向。

摘要：20世纪的后20年，以基金为代表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在西方成熟证券市场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资产比重迅速增大，从而导致了其投资策略从“保持距离”向“控制导向”的转变。这种转变深刻地变革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使“内部人控制”有所改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被投资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基金公司自身的业绩。对于我国目前仍存在诸多缺陷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来说，国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变动及上市公司治理领域的新变化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笔者认为，为了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特征，需要在坚持实施股权多元化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升外部人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