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被认为是金融市场现代价格理论的支柱之一，自从创立以来，其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长期以来对CAPM的实证检验也争议不断，检验结果毁誉参半。本文评述了以往对CAPM的实证研究，并采用上海股票市场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对CAPM中的贝塔系数的波动状况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所有股票贝塔系数的波动率都是显著异于零的，即贝塔系数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化。实证分析中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必将导致对CAPM检验失效。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is the backbone of the modern asset pricing theor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Since it appeared, it is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isputations about the empirical tests of CAPM. Someone support it, but someone not. The authors review the past empirical tests of CAPM, and analyze 90 public companies in Shanghai security market. The conclusion helps to explain why some empirical tests of CAPM in the past fail.

本文以1994年至2003年间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户均持股数或大户持股率为庄的度量，以线下项目占净利润的比率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研究了庄股业绩，并试图研究庄股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动机。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第一，庄家进入前，庄股公司的业绩低于市场全部公司的平均业绩水平。第二，庄家进入当年或庄家在位时，上市公司业绩好于其它公司。且庄家进入当年其线下项目占净利润比率亦高于其它企业。第三，庄家进入当年及前后三年这一窗口内，庄家进入当年的财务业绩指标高于其它年度，当年线下项目占净利润比率亦高于其它年度。第四，庄家退出的当年，经验证据部分支持庄股公司业绩劣于其它公司，考察退出当年及前后各三年这一窗口，没有明显特征。但线下项目占净利润比率的最大值出现在庄家退出前一年或前两年。这些证据表明，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进行盈余管理以配合二级市场炒作的行为。

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是企业运作的基础，因而，度量内部治理机制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高层更换为切入点，采用国际标准的分析方法，对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的关系，与股权结构等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以及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 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效率进行了评估。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提出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效率的概念，并指出了高层更换在度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效率中的重要作用，还对国内外高层更换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第二章采用Logistic 回归对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以资产收益率来衡量）成负相关；第三章分析了股权结构对高层更换的影响，发现法人持股增大了高层更换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第四章采用事件研究分析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发现市场对高层非常规离职的总体反应是积极的；第五章在总结前面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本文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股权结构对高层更换的影响，对不同期间高层更换与业绩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还采用事件研究分析了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并在一些方面与国外同类研究进行了比较。

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机制不但完善，给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上市公司大批量的涌现，但是上市公司的质量参差不齐，最早几批上市的公司名称早已不见了；大部分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业绩逐年下降。上市公司改制、从组、收购、兼并等想尽一切办法求生存，谋发展。而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近几年上市公司是银行授信争夺的焦点，但隐藏着巨大的潜在的风险。

自2002年5月27日香港媒体首次披露中兴通讯可能赴港上市以来，中兴通讯A股股票价格持续下跌，表明流通股东对于公司发行H股悲观预期，同时，在2002年8月20日中兴通讯临时股东大会上，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更是对公司发行H股的决议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但是在大股东的坚持之下，股东大会还是通过了于2002年年底或2003年年初发行H股的决议。根据财务理论的一般观点，只要公司发行股票是0-NPV行为，那么仅当公司募集的资金用于负NPV项目时，才有可能稀释原有股东的权益。经过我们的分析，有理由相信中兴通讯募集H股后进行的投资应该是正NPV行为，因此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反对是没有根据的，而且通过他们对市场的操纵导致股票价格下降，更反应出了我们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完善。

本文对中国证券市场首批四家试点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方案进行全样本统计分析，结合国内目前全流通的各种理论设计，通过对证券市场两类投资者（流动和非流通）的投资成本比较，发现两类投资者成本差异巨大，本次试点结果并未产生“双赢”，并通过结论可看出，目前以“挡板理论”为基础的股权分置改革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需要创建新的理论基础。

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构成和特点：我国的上市公司具有股权融资的偏好，且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构成具有稳定性。同时分析了股权失衡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

本文对我国股票市场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市场。这种干预主要包括政府控股和政府管制两大方面，即各级政府作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直接参与市场，同时政府监管部门为股票市场设定了大量的限制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的管制规则。据此，本文提出，要建设一个“好的股票市场”，防止出现“坏的股票市场”，政府在股票市场上应当是一个“有限并且有效的政府”。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达11%-16%。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本文以美国最大的50家上市银行为对象，研究了他们在利率风险管理中所使用的主要技术与方法，介绍了当今美国银行业利率风险管理的发展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