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发现现有的股利分配理论不能解释公司的非理性分红行为，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分红现象。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大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我们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发现现有的股利分配理论不能解释公司的非理性分红行为，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分红现象。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大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我们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本文以1999年到2001年发生股票名称变更的1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票名称变更对股价的短期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股票名称变更实质上不具有任何经济意义，也不向市场传递新的信息，但这一“事件”却引起了股价的显著波动，而且这一波动呈现出显著的过度反应特征。这种股价波动可能与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的投机行为有关。由于既具有“事件”特征，同时又不包含新的信息的“非事件”在市场上很少出现，我们的这一研究为探讨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和研究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特征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资料

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市场环境使得股利和公司控制权结构的关系与国外明显不同。公司的股利分配不只和控股股东有关，更重要是和整个控制权结构有关。不同控制权结构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是不同的，同时其股利支付的稳定性也有差异。实证研究还发现不同控制权结构公司的股利变化和未来盈余信息的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上2000年至2002年期间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经过一定调整后的截面Jones模型估计出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事务所变更、事务所特征、行业成长性、公司规模、经营业绩、资产负债率、上市年龄以及样本所在年度后，审计任期与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呈正U型关系，即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审计任期小于一定年份（约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对审计质量具有正面影响，而当审计任期超过一定年份（约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对审计质量具有负面影响。

全流通过程中必须首先考虑今后拟新发行上市公司的全流通安排――发起人股流通要分步进行，从源头上阻止更多的非流通股进入市场；而老股全流通也必须同时考虑。全流通以考虑市场主体各方实现多赢为准则，用制度的形式对原来的流通股股东加以补偿，补偿方案及其比例的确定是全流通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需要探索如何以对市场冲击最小的方式合理解决全流通问题。 全流通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有关方案的设计和制度的安排，必须充分考虑市场主体各方权益价值的均衡。这些均衡主要包括有⑴全流通新发行过程中发起人股东与一般公众股股东之间的权益均衡；⑵老股全流通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均衡；⑶新发行全流通安排与老股全流通安排所引起的市场连续性问题；⑷当前处于分割状态的不同身份股东在全流通安排中的利益均衡。只有解决好这些均衡，才有可能取得多赢效果，全流通实施才能够顺利进行。

2001年12月2日，财富500强排名第七位的美国能源业巨头企业安然公司（Enron）突然依法提出破产保护。安然神话破灭，造成员工失去饭碗，投资者血本打了水漂，更为严重的是动摇了美国证券市场诚信度，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性、财务报表可靠性、证券分析师推荐有效性以及评级机构结论可信度产生了置疑。国会12 个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司法部、劳工部的养老金与福利署为此先后成立专门调查工作组3。对安然事件责任的追究，更为重要的是要审视其揭示的证券市场运行中存在的漏洞以便提出改革措施。因此，尽管参与处理安然事件各方利益不尽相同，但就通过改革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和信用制度却是基本共识。安然事件后美国对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虽然尚在展开，但重建证券市场信用体制的思路及有关设想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能否作出科学正确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群体结构、动力机制和独立性。本文以随机抽取的305家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遵循公司绩效导向原则，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董事会独立性指标的最优值，为优化和设置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绩效提供借鉴。

内部管理虽然有许多内容，但最主要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管理，二是绩效考核。人事管理包括怎样选拔人，怎样激励人和怎样淘汰人三个部分。绩效考核又分为怎样设定科学的业务指标，怎样使业务指标与经营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两个部分。任何一个组织只有将这两个方面五个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高效运作、建康向上的机体，而国有大型银行恰恰在这些方面不足。 　　一是用人机制不完善。企业减少了新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增加了用人的成本，这就是国有大型银行最大的无效率---人事无效率。 　　二是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评价银行经营的核心指标只有两项，即：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项指标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同程度地被淡化，各基层大多隐瞒，使金融风险大量积累。 　　三是激励机制不完善。经营好坏与行长的个人利益关系不大，而广大员工却只能被动享受着经营差所带来的苦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管理是当前国有银行最大的金融风险，如何实施科学的内部管理，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呢？ 　　一、改制上市，只是实现经济组织从无效率向有效率制度变迁的第一步。大型银行上市后，在内部分支机构的管理中“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仍然存在。规章制度本应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却往往被少数人所利用，而损坏大家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的负博弈，是解决企业内部管理风险的关键。效率和成本是制约监管的瓶颈。最高效、成本最低的监管应是操作者自身的监管。 　　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考核要回到利润这个办企业的根本上来，减少不必要的考核成本。另一方面，风险考核应与利润考核并重。再一方面，要真正将业绩与经营者的利益紧密结合。参照古代晋商“银股和身股”的管理模式，建立利润(剔除风险后，下同)决定员工收入，员工收入决定行长收入的机制。这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纠正近几年来银行改革中领导收入虚高的现状，减小广大员工的抵触情绪。二是增加广大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很大程度地减少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负博弈。银行是一个风险遍布操作各个环节的特殊企业，通过这种关联，才能让每个想违规的人时刻感受到来自全体员工的注目。三是增加行长“责、权、利”的匹配度,建立以普通员工收入(不含少数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中间大部分，下同)为参照系的行长收入弹性分配制度。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四是建立严格的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

作为全球化下转轨中的新兴市场，中国经济需要并购重组来完成向市场经济 的转轨、促进产业从新兴走向成熟、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大调整。最新实施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与其配套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正是适应这一大的背景，遵循积极鼓励和程序公正的原则，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在详细分析新的收购细则立法背景、立法价值取向后，对新的收购流程及其中的重要注意事项作了深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