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对中国A、B股市场上成交量、收益率与波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基本结论如下：2001年后，随着B股市场的开放和QFII制度的逐步实施，成交量、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信息传递功能都显著增强；成交量对当期收益率预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强；成交量与波动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不对称性。尽管中国A、B股市场一体化程度2001年后有了明显的提高，但A股市场的投机性仍比B股市场严重。

前期研究试图用利率变量来解释股价和汇价联动，但经验分析难以获得证明和支持。随后又有大量文献研究各国股价联动或汇市之间联动，但涉及国家样本太少并且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难以说明这些结果具有普遍性质。Hyuk Choe et al. (1998)首次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本土投资者在危机来临之前的抛售行为快于外国投资者，随后又有大量研究对此进行证明，但都是局限于从股市到股市的研究，极少涉及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本研究采用了MGARCH模型（三元GARCH）证明了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研究领域不再仅限于从股市到股市，而且两者之间的汇市也受其波及。本研究的结果证明：金融市场规模的不对称性会影响联动出现的显著性；地域和规模越接近，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就越强。这也证明了亚洲金融市场联动具有地域规模特征。

本文提出了一种一般化的多维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简称CDCC-GARCH)。该 模型能捕捉到两个市场间消息组合对市场间相关性不同冲击的影响；同时本文提 出了通过Wald大样本检验进行模型选择的一套可靠方法。通过实证分析上证A 股市场和B股市场的相关系数，我们发现相对于一般的DCC-GARCH模型， CDCC-GARCH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由条件相关系数冲击曲面我们发现市场 的同向消息组合将使两市场相关系数增加，而反向消息组合则将使之降低。且不 同消息组合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

首先按照合作的内容，把中外银行的合作分为7种模式：人员培训合作模式、技术合作模式、客户资源共享合作模式、管理合作模式、产品及业务合作模式、单方入股合作模式和互相参股合作模式。在这7中模式中，人员培训和技术交流等前5种合作模式是比较初级的合作方式；单方入股模式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合作方式，但存在不对等和不对称性问题；由于不对等是目前外资银行单方入股中资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所以互相参股是维护中国金融主权的必然选择之一，也是中资银行“走出去”融入国际金融主流市场的最捷径方式之一。从而得出相互参股是平等互利共赢的最佳合作方式。另外，对中外资银行相互参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如果把其作为外资银行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相互参股是可能的，但要想实现中外资银行互相参股，首先必须在中资银行高层达成共识，其次更需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证券基金市场中的明星现象。运用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发现明星基金家族中的明星基金会否产生“溢出效应”，即他们不仅会自身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资金，而且还可以让同家族中非明星基金也享受到资金净流入的增加。然而，对于排名靠后的基金，却没有发现显著的资金净流出。因为这种资金净流入与净流出的不对称性，那些投资管理能力弱的基金家族就可能采取明星策略，通过人为制造明星基金而成为明星家族。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使整个家族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自然管理费也可以增加。本文又发现，旗下基金业绩差距越大，规模越大，前期没有明星基金的家族制造明星的动机越强，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明星，在未来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投资者应该选择真正的明星。

前期研究试图用利率变量来解释股价和汇价联动，但经验分析难以获得证明和支持。随后又有大量文献研究各国股价联动或汇市之间联动，但涉及国家样本太少并且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难以说明这些结果具有普遍性质。Hyuk Choe et al. (1998)首次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本土投资者在危机来临之前的抛售行为快于外国投资者，随后又有大量研究对此进行证明，但都是局限于从股市到股市的研究，极少涉及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本研究采用了MGARCH模型（三元GARCH）证明了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研究领域不再仅限于从股市到股市，而且两者之间的汇市也受其波及。本研究的结果证明：金融市场规模的不对称性会影响联动出现的显著性；地域和规模越接近，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就越强。这也证明了亚洲金融市场联动具有地域规模特征。

在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性两个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大大推进了现代金融学的发展，本文以以上两个概念为线索概述了近代金融理论与方法在各个阶段的发展与主要研究成果。

本文主要检验了在我国这样的新兴股票市场中，投资者能否对超额应计项目的反转特征做出反应这一命题。结果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肯定的。我们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1）超额应计收益为正的好消息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小于超额应计项目为负的好消息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超额应计收益为正的坏消息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大于超额应计项目为负的好消息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2）市场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反应程度具有不对称性。市场对好消息的反应系数大于对坏消息的反应系数（但2002年超额应计项目大于零的数据不支持这一结论）。

本文以恒生指数当月期货日交易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恒指期货收益率、成交量及未平仓和约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检验发现恒指期货日收益率绝对值与成交量、未平仓和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日收益率与成交量，日收益率与未平仓和约存在不对称的关系；且日收益率与成交量、未平仓和约之间存在滞后关系。同时本文以三者之间的滞后关系为基础，提出了以三者历史数据相互关系为基础的收益率预测经验公式，表明通过对不同交易动机产生的成交量及未平仓和约，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获得有关未来收益率变化的信息。

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使中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资本流动迅速、信息网络便捷、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国际间流动的资本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但是在这股力量中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安全性问题，其中资本外逃就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忽视的一个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越演越烈的资本外逃不仅部分抵消了我国引入外资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的一大隐患。要消除这一隐患，只有正确认识资本外逃的现状、成因和控制方法，才能保证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中有效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国内外文献后，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资本外逃的成因和其作用过程提出大量新观点，而国内学者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研究中，还未充分运用一些新的观点来解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而且目前还没有把理论发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各方面结合起来专门研究我国资本外逃动因的文章。因此，本文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了我国资本外逃动因分析上，充分借鉴外国学者对资本外逃成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集中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资本外逃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并重点研究了几个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根据我国存在的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基本如下： 第一章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上个世纪初金德伯格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一书中提出的资本外逃的“避险说”，到68年格鲁贝尔用国际资产组合理论对外逃的解释，再到80年代经济学界涌现的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理论如：汗和哈克提出的不对称风险理论，伊格提出的秘密货币学说，卡丁顿的资本外逃“投机说”，杜利提出的“规避管制说”，EATON关于私人债务国有化前提下资本外逃机理的模型等等.文章还简介了我国学者在资本外逃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勾列出了资本外逃动因理论的基本发展历程。 第二章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几种受学界关注的资本外逃动因的作用机理，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资本外逃动因进行了分析。一是根据伊格•沃尔特的“秘密货币”理论中提出的收益、风险和保密性之间的关系对进行国际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对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作用机制，清晰地揭示了三种因素引起资本国际间流动（包括在可自由流动和存在管制两种条件下）的机理，说明了资本外逃实际上是资产持有者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为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进行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一个经济后果。 二是阐述了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中分散化问题对资本外逃的作用机理。由于随着资产分散化程度的提高、资产相关程度的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能得以有效的降低，因此，居民为了在保持一定收益水平的条件下降低资产的风险，就会尽量在国际间进行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当这种资本流动受限时，就会导致分散化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第三节用税收不对称模型揭示了当国内外资本面临不同的待遇时，引发资本外逃的作用过程：内外资的不对称税收政策→内外资税后收益率的不同→居民资本外逃。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第三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进行研究：首先在众多关于资本外逃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范围进行了限定，认为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本外逃应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接着文章对计算资本外逃规模的三种方法进行比较，选用了经过调整的余额法来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估算（表3-1），并考察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基本发展趋势；最后文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六类外逃的方式。 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结合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和我国的现状，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一节运用了第二章介绍的相关理论，从收益、风险、保密性、分散化需求和不对称税收政策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和作用过程，总结出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外实际利差、内外资政策的不对称性、汇率风险、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风险、政治风险、资产分散化动机、保密性、以及外汇管制造成的“老鼠夹子效应”。在第一节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第二节首先提出了基本的回归模型（*）式，并引入了相关的可量化变量，然后运用Eviews软件，用1982-1999年18年的数据，就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率、不对称税收政策等因素对资本外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对我国资本外逃有显著影响的可量化因素包括：滞后一期的财政赤字FIS（-1）、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INF（-1）、我国实际有效汇率EX、中美实际利差I、我国名义利率R、中国内外资税收政策的不对称性DUM。同时，通过实证还发现经济增长率GROW这一因素对资本外逃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分析后，我们不禁要问：资本外逃的发生究竟会对一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控制资本外逃、消除其不良影响？第五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该章首先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一般影响机制入手，分析了资本外逃对降低国家信用、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收入再分配效应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一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外逃会在削弱我国经济发展后劲、抵消扩张财政政策的效果、动摇居民对人民币的信心、助长腐败等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充分说明了控制资本外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节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及其影响机理，对症下药，提出了1、继续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体制；2、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3、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避免政策不对称性引起资本外逃；4、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加大打击腐败、经济犯罪等的力度；5、尽快明确私人合法财产受《宪法》保护的地位；6、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确实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7、加强外汇管理；8、通过国际协调来抑制或管理外逃资本等八条建议，以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消除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本文在分析资本外逃动因这一问题上，注意了国外理论发展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既充分运用了理论的有用部分，又不照搬理论，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运用定义、列举、比较、实证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的各种成因，并提出了从根源上控制资本外逃的一些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笔者本身的局限性和这个问题的深广性，文章仍存在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