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为维护金融稳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鼓励长期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如何认识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其机制呢？基于此，本文以2012-2018年所有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披露的每半年度股票资产组合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较低的业绩敏感性、较低的股价同步性且与未来盈余正相关。（2）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下跌阶段，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下跌成反比，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缓解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显著地稳定金融市场。而在反弹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反弹成正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促使股票价格的反弹，进而促进公司价值回归。（3）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稳定金融的机制在于有效地缓解了市场抛售压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有助于机构投资者采取长期持股行为，这对促进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现有研究发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处于盈利淡季的股票在盈余公告期间会比处于旺季的股票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如果管理层在盈余公告前发布业绩预告，能否有效地抑制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降低盈余公告期间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本文以2010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首先，A股市场在业绩预告期间也存在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处于盈利淡季的公司在业绩预告期间比处于盈利旺季的公司平均可多获得2.1%的累计超额收益；其次，盈余公告和业绩预告期间，处于盈利淡季的公司比处于盈利旺季的公司有更大的股价波动率和股票交易量。第三，在盈余公告前发布业绩预告，能显著抑制盈余公告期间盈利季节性对收益率、股价波动率和股票交易量的预测能力。第四，自愿性业绩预告、与盈余公告的间隔时间越短的业绩预告抑制作用更明显。在更换盈利、盈利季节性、累计超额收益测度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存在。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能有效地降低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提高股票定价效率。研究结果对市场建设和投资者决策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事长和 CEO 关系对创新绩效至关重要，但鲜有文献对此进行详细探究。本文以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作为二者关系的突破口，深入研究了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可以降低 CEO 离职的业绩敏感性，进而激励 CEO 创新，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与董事长-CEO 年龄差距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但以上结论在国有企业中并不存在。进一步的 Heckman 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排除了样本选择的偏差后，董事长-CEO年龄代际差距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这可能与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性质和高管评价机制有关。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政策试点在我国是逐步推行各种政策的重要阶段。目前的文献集中于分析各类试点效应， 但对试点过程中具体机制的区分还有待探索。被试点的对象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受到更多的关注和 监督、外界改变了对它们的评价、或者试点政策干预之外的扶持等因素，而并非由于试点政策的具体 干预措施而产生，称为“非干预效应”。本文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 法发现，当试点名单公布之后，试点企业的业绩发生改善，而此时改革的具体措施尚未实施。进一步 的分析排除了国企高管的晋升激励和合作客户资源增多的解释，支持财务费用降低的论断。本文的发 现对试点政策的事前设计和事后评估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授予高管的期权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并购规模，缓解代理问题和提升风险承担是期权激励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特征差异对期权激励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在管理者年龄较高、管理者任期较长以及管理者相对薪酬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企业产权性质也会影响期权激励的效果，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本文还发现期权激励提升了企业并购的财务业绩，实现了高管的股票期权回报。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期权激励影响企业并购活动的相关研究，对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理解企业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依托中国省域层面的保险经营数据及世界价值观大型社会调查数据，我们将信任与保险销售之间的关系开创性的从两个角度——“值得信任”与“信任他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信任对地区财产险销售业绩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本文采用了相对滞后的信任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以体现商业信誉为主的“值得信任”变量对地区财产险销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风险承担更为敏感的“信任他人”变量则对地区财产险销售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既有的文献结论类似，财产险经营与地区信任的关系并不适用于人身险。

本文以2007至2016年共10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风险调整后的投资业绩测度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以上市公司高管基金行业背景校友数量和滞后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为工具，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揭示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差异对股票价格的因果性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高水平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性，持股基金投资能力越高，股价整体波动性和特质波动性越低；（2）控制投资能力以后，基金持股规模与股价波动性正相关，即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价格反而波动越剧烈。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2018年受去杠杠政策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为此，国家号召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纾困上述民营企业。本文以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纾困的130个样本为例，基于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对民营企业纾困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等方法检验了政府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政府纾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接受政府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告之后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同时被纾困方股权质押风险得到了缓解。（2）但在长期来看，政府纾困并没有改善被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体现在纾困完成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更差。（3）并且，在纾困中，纾困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政府的长期纾困效果越差。换言之，纾困方越有可能成为“接盘侠”。本文为政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进一步规范政府纾困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