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股权结构内生化，在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来考察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沪深两市1997—2005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总体上呈一种显著的正向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其绩效越好；但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存在明显的差别。

本文研究了“大非”、“小非”解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时机与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大股东减持时机会影响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偏好，即在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在大股东减持后，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减弱；另一方面，大股东能够利用公司盈余预测时机及属性选择减持时机， 即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后， 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偏好显著增强，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前，大股东减持偏好显著下降。此外，在考虑公司治理影响时，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

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金股利变化与盈余变化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现金股利变化对盈余变化持续性的影响也有类似成熟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预测作用，但作用较弱；而且这种预测作用的强弱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现金股利变化对于盈余变化持续性的预测作用表现直接，并非通过股利变化的市场反应表现出来。该结论为市场参与者客观准确地判断上市公司业绩及其投资价值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推演公司治理与债务期限水平之间关系。接着，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应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公司治理如何影响债务期限水平，采用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程序实证检验法律制度对债务期限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影响债务期限水平。实证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论点——当公司治理水平高时，内部人（管理者/控制股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更少的管理者壕沟效应，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公司将使用更少的短期债务。这些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短期债务的使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开展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对整体样本的并购绩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横向、纵向、混合三种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产业创新型并购和非产业创新型并购的产业效应差别进行了分析。从整体来看，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可以忽略。同时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绩效确实有影响。产业效应对不同类型并购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对混合并购具有积极的、显著的影响，而对横向并购的影响最小。从产业效应的视角来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分析，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讨论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权益再融资资金使用方式与再融资以后的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国外的有关研究结果不同，投资于具体项目公司的再融资以后的经营业绩下滑幅度显著低于没有具体投资项目的公司。这说明，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投资于具体项目公司的代理成本相对低于没有具体投资项目的公司。此外，在公司治理机制有待完善的情况下，政策因素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2001 年以后，证监会关于关联交易表决的特殊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再融资资金使用方式与再融资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公司的控股结构如何影响其债务融资决策，从而揭示负债在大股东治理中的激励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1）负债的股权非稀释性和破产机制能够对非国有大股东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使得非国有大股东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水平呈现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2）对于国有大股东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则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表明负债并不能有效制约对其行为。

本文以沪市1998－2000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构造长期和短期资本结构模型的基础上，首次引入了债券比率模型，对资本结构和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和短期资本结构均与企业的市场价值呈负相关，而与债券比率呈正相关。

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是企业运作的基础，因而，度量内部治理机制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高层更换为切入点，采用国际标准的分析方法，对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的关系，与股权结构等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以及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 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效率进行了评估。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提出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效率的概念，并指出了高层更换在度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效率中的重要作用，还对国内外高层更换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第二章采用Logistic 回归对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以资产收益率来衡量）成负相关；第三章分析了股权结构对高层更换的影响，发现法人持股增大了高层更换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第四章采用事件研究分析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发现市场对高层非常规离职的总体反应是积极的；第五章在总结前面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本文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股权结构对高层更换的影响，对不同期间高层更换与业绩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还采用事件研究分析了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并在一些方面与国外同类研究进行了比较。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达11%-16%。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