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本文从实证角度，详细描述了截至2007年12月31日51家AH股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的价差变化趋势，并从公司、市场、利率、投资者、重大政策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AH股价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同一上市公司的A股对H股普遍存在溢价现象，并且AH股价差在考察区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流动性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AH股价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两地的市场波动及利率变化对AH股价差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投资者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AH股价差的作用不显著；在控制了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之后，股权分置改革、QDII和港股直通车政策本身对AH股价差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两地股票市场分割以及内地资本流动的限制是造成AH股价差的根源。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在不对称信息下，关系型银行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参与借款企业治理，降低代理成本。文章实证分析了199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发布获得银行信贷公告后的市场反应，发现，上市公司发布获得银行授信和债务重组公告会引起股价显著性上涨。这表明，中国银行体系自1996年以来有意识地建立长期稳定的银企合作关系的措施具有治理效应。文章还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公司治理越差的公司，治理效应越显著。这种效应主要体现贷前甄别企业质量和贷后控制与救助方面，而在贷中监督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限制企业滥用现金流方面则没有体现。

本文以一项关于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问卷调查和相关公开市场数据为基础，对问卷调查样本公司的融资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因素，对样本公司融资行为与公司财务理论描述的差异做出了一定的分析与讨论。由于问卷调查能够直接考察公司决策者在实际融资决策时的考虑因素和动机，属于"事前直接证据从而区别于基于公开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所提供的"事后间接证据能够从不同角度检验理论的解释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公司的融资行为在一些方面符合现有公司财务理论的描述，但也存在很多不一致之处。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以"事前直接证据"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其中一些动机和影响因素存在着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上市公司的特殊性;第二，指出了现有主要以美国制度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公司财务理论对融资行为的一些经典解释，可能不适用于中国上市公司，对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解释需要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因素;第三，为公司财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如何改进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全部上市公司1990 -2004的IPO面饭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市场时机行为中I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持续性。研究发现，我国股市明显存在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并且对上市公司的资本主市构影响显著;公司的历史估值和杠杆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历史估值得上升一个单位，将引起账面杠杆和市值扪柯:分别下降4.87和2.9个单位;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咱可以持续5-8年。

传统的有效市场认为，股票价格是随即游走的，但随着行为金融学派的兴起，各种股市异象也相继被发现和解释。而典型地，西方国家的股市通常表现出一月效应、小盘股效应等等。本文也对中国股市的各月度收益率进行了统计性的描述，和尝试性的解释。本文分析发现，中国股市股市的月度效应既有和全球股市相似的地方也独有自己的特点。全球股市的一月效应和十二月效应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股市上。而10月份的马克吐温效应上，中国股市和全球股市又表现出趋同性特征，并且10月份的股市都表现出下跌。除此之外还发现，中国股市的上半年月收益率通常较高，而下半年的月收益率的波动率加大。这可能和中国的农历年以及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表的公布时间有关。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1 999-2004年的数据，对产品市场竞争及其变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静态角度还是动态角度，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水平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公司所在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小;同时，在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趋向更加激烈时，资本结构表现出向目标资本结构接近的趋势。但是，产品市场竞争的动态变化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调整状况是相互独立的，互不影响的。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O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固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往的研究指出中国上市公司发行前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这些行为导致了市场对盈余错误定价以及长期绩效下降。本文以发行制度改革后2002-2005年IPO公司为样本，用可操纵应计利润衡量盈余质量，得到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没有证据表明IPO公司总体上有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但规模较小、成长性较高并处于非保护性行业的企业盈余信息质量较差；对这些公司，无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都能基于盈余质量因素显著调低对公司盈余的估价，使得发行价格和市场价格不受盈余管理的误导。此外我们还发现，新股发行后两年的长期绩效的下滑并不能归因于对发行前较差盈余质量的错误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