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1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上证综指5分钟高频数据为基础，在参数模型框架内探讨了中国股市价格的跳跃行为。我们讨论了跳跃及一般几何Levy过程的性质，推导了最常见的跳跃-扩散模型的矩条件，并据此估计出了模型参数；此外分别通过Monte-Carlo模拟和Laplace逆变换得到了收益率的概率分布并分析了跳跃过程对其的影响。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上证综指确实存在跳跃，而且跳跃次数相当可观；引入了跳跃的几何Levy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尖峰厚尾”现象，但对收益率分布特征的捕捉仍然有待改进；而且该模型在短期高估了跳跃的发生，在长期内又会低估。

本文以2001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上证综合指数5分钟高频数据为基础，在非参模型框架内探讨了中国股市价格的跳跃行为。我们采用了基于Barndorff-Nielsen and Shephard（2004b，2006a）的方法，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检验证明了跳跃的存在；进而剥离出了股价行为中的跳跃成分，对跳跃产生的时刻、幅度以及分布特征做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几个跳跃个例产生的原因，以及对跳跃剥离后的收益率进行了几何Levy过程建模分析。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一、在我们的样本中，跳跃发生的天数占到了7-17%，跳跃过程的方差贡献则为30%左右；二、跳跃幅度是非对称分布的，且有集聚现象；跳跃发生的频率也跟股市所处的阶段有关，与熊市相比，牛市中跳跃发生的次数较多，并且大多是正向的；三、跳跃剥离后的收益率无论是从其统计特征，还是从建模估计角度来看，都接近于正态分布；四、虽然有些跳跃我们可以找出其触发事件，但一般来说，跳跃产生的原因并不明朗，因而需要进一步的细致分析。

本文采用1994年至2006年我国深沪两市的相关年度和月度数据，对解释单只股票收益率的三因素模型在中国资本市场分组数据中的适用性进行实证研究；同时，通过构造解释股票组合超额收益的三因素模型，对中国股市股票组合的超额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对个股的定价中，内在价值因素、技术因素和流动因素对股票收益率均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技术因素，其次是流动性因素，最后才是内在价值因素。（2）三因素模型对小规模成长股（SG）的解释力并不高，而对其他五组股票(SN、SV、BG、BN、BV)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3) 通过对投资组合超额收益率的三因素模型的实证发现：三因素模型对高流动性类股票具有更好的解释力；技术因素即市场指数（大盘情势）明显地反应出对股票组合的收益率的风险定价因素。内在价值因素对股票组合的超额收益的解释力不显著。

本文首先分析了股权分置对中国股市股价的扭曲作用及如何对之进行校正,其次通过对中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结构的分析，证实了股票供需在发展中股市的重要性，这不同于金融理论中股票供需不重要的结论。研究表明，股票供需的重要性（内生因素）和股权分置（外部条件）造就了流通股的溢价。

采用时变条件t-copula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进行了研究。为了捕获我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股票市场之间时变及非线性相依关系，边缘分布采用了GARCH(1,1)-t模型，联合分布则通过时变t-copula获得，并基于Patton(2006b)和Bartram, Taylor & Wang (2007)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时变相依参数演化方程。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内我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总体上较弱，且随时间发生较大改变；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中美股市之间的相依性的变化表明次级债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小。

本文以上证综指1993-2008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随机优势理论对中国股市中存在的日历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该检验方法相比过去文献中所常用的虚变量回归法，避免了因收益率分布非正态性而导致结论的偏差。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存在周末效应，一周内最高日收益率出现在周五，最低日收益率出现在周一。其次，中国股市存在月初效应，月内第1周的平均收益比月内其他周的平均收益高。特别地，本文还发现中国股市存在的相对较弱的“二月效应”，上海证券交易所2月份的平均收益显著大于其他月份。有效集分析结果证明均值-方差模型在收益分布非正态的情况下会导致结论偏差。

本文以2000至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中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为研究切入点，考察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信息反应模式及其对股票收益的时间可预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相对理性，而个体投资者更为强烈的反应过度将整个市场推向过度反应的非理性状态；在中长期内，个人投资者逐渐走向理性，而机构投资者由于对新信息存在一个反馈调整的渐近过程，在其主导下，市场整体表现出反应不足。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市场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假设，采用买入过去赢家卖出过去输家的投资组合，对中国股市的动量投资策略和逆向投资策略进行实证研究。而且，将Lo和Mackinlay（1990）单期收益分解拓展到多期，对组合收益进行分解。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建立股市价格变动的齐次和非齐次马氏域变(Markov Switching)模型，对1996年1月到2007年8月间我国上证指数的理性价格泡沫情况进行了度量。检验结果显示上证指数价格泡沫主要集中在1996年1月到1997年6月、1999年全年以及2006年11月到2007年8月三个阶段，尤其是从2006年底到2007年8月泡沫迅速膨胀并达到了较高水平。接着本文将分析扩展到对深证指数价格泡沫的度量并验证了沪深两市的联动性。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针对股市泡沫问题的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7年到2007年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检验我国股价泡沫的形成是否与通胀幻觉和再售期权有关。在基于动态剩余收益估价模型估计我国股票市场泡沫的基础上，利用换手率衡量投资者的信念异质程度，研究发现，通胀幻觉和异质信念均为我国股价泡沫形成的推动因素。并且相对于通胀幻觉，对于投资者更看重短期资本利得的中国股市来说，再售期权是我国股价泡沫形成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