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市的两次周期性调整入手，基于对传统物理理论和绝对定价理论在证券市场应用局限的分析，阐述了超涨超跌格局背后的理论根源，进而以中国宏观经济和中国股市的本土化特征为假设前提，构建了超涨-超跌模型。将股市的运行分为朦胧期、理性期、超涨期、回归期和超跌期等五个循环时期，对前提假设条件和各时期特征进行了拟合检验分析，并从估值体系的建议、参与者教育和政府引导等三个方面，对如何走出超涨-超跌模型进行了策略研究。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配股一直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途径。配股行为是否影响公司股票的长期收益，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以1999-2005年中国A股市场所有配股公司为样本，采用日历时间回归方法考察了配股后的股票长期收益。研究发现，配股样本主要集中于大公司，配股样本的股票收益和传统方法构造的因子收益时序上高度相关，配股后股票收益的长期低绩效并不是配股公司所特有的现象。本文进一步从模型设定偏误的角度改进了三因子模型，模型定价能力显著改善，并且从整体上削弱了配股发行的长期低绩效。

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框架，考虑信息成本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建立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趋于价值化、长期化，而且上市公司质量、政府监管、机构投资者数量和中小投资者的学习能力对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均有重要影响。基于实证结论和我国现实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2007年9月，我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将QFII投资额度增至3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新增进入股市的外资潜在数量将达到200亿美元。从此，我国QFII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发展至今，QFII制度对东道国股市的影响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对QFII板块市值与上证指数波动性关系、QFII板块市值与A股换手率与市盈率变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QFII板块市值的增加，提高了上证指数的波动性、提高了A股的换手率。

Fama和French（1993，1996）的因素模型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好地描述了股票收益率横截面数据的变动，我们采用深市最新的股票数据（1996.01－2003.12）对Fama和French（1993，1996）的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进行了检验。在国内我们首次论证检验了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是成立的，而且我们对三因素模型回归系数的稳定性和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上是否有“新年效应”现象，得到我国证券市场的低账面市场比公司（除小规模公司）具有“一月效应”，m/M组合具有“二月效应”。我们的研究结果为投资组合选择、预测、决策及其业绩评价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具有理论和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本文运用分形市场假说的重标极差（R/S）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日收益率的分形市场特征。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价格并不完全服从随机游走，而是存在较大程度的序列相关，从而证明了传统的技术分析手段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是有效的。本文还将不同时间增量及与其对应的R/S 统计量进行了逐步回归，并量化了证券价格的随机游走特性，从而更易于直观地发现赫斯特指数的变化趋势。

本文发现在解禁前120天至解禁后20天，股改限售股平均存在-13%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且价格下跌主要发生在解禁日前40天左右。实证结果支持我们提出的信息发现假说。假说认为股改限售协议是缓解道德风险问题的一种机制，在禁售期内，流通股股东如果发现公司价值低于预期或者非流通股股东的不当行为，他们会选择在解禁前出售股票以避免更大损失，从而导致股价在解禁前下跌。回归分析证明，透明度高的股票价格下跌较小，并且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与解禁前后收益正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解禁股的异常收益反映了公司基本面的时序变化和个股差异，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本文对已知股价收益的特征函数条件下分别采用数值积分法和快速傅立叶变换计算期权价格，并与Black-Scholes公式进行比较。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应用不同类型的Levy过程模拟股票价格并不能够显著改善权证理论价格的计算精度。也许利用BS公式计算权证理论价格，确实是快速近似估算权证理论价格的有效办法。导致权证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的部分原因，不能够归结于我们模拟股票价格变化过程的精度不高。

本文对中国证券市场首批四家试点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方案进行全样本统计分析，结合国内目前全流动的各种理论设计，通过对证券市场两类投资者（流动和非流动）的投资成本比较，发现两类投资者成本差异巨大，本次试点结果并未产生“双赢”。并通过结论可看出，目前以“挡板理论”为基础的股权分置改革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需要创建新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中国证券市场首批四家试点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方案进行全样本统计分析，结合国内目前全流通的各种理论设计，通过对证券市场两类投资者（流动和非流通）的投资成本比较，发现两类投资者成本差异巨大，本次试点结果并未产生“双赢”，并通过结论可看出，目前以“挡板理论”为基础的股权分置改革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需要创建新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