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加深，金融风险通过各种渠道的传递愈加频繁。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利用汇改以来 200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与 TARCH 模型，实证研究了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的长期关系和时变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波动呈现明显的时变性，汇率的下降即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中国股价的下跌。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中国股市冲击的概率更大。此外，国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杠杆效应”。并提出了避免由于风险传递的时滞导致金融政策的误判；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降低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控体制，做好风险预警等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行为学习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从全新的视角探讨核心高管股票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风险的影响。文章首次构建核心高管崩盘经验指标体系，经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核心高管经历的崩盘事件越多、崩盘程度越严重，其所在公司未来的崩盘风险越低；第二，行业内其他公司的崩盘教训能为高管敲响警钟，降低其所在公司未来的崩盘风险；第三，核心高管崩盘经历距离当期较近时，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大；第四，核心高管较为年轻时，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的影响更大。

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在地级市层面考察了中国地区间金融扩张相互影响的特征和机制。金融资源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晋升激励机制影响下，地区间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会导致金融扩张在地区间存在竞争效应，从而同属一个省区的不同地市金融扩张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部分金融机构可以开展异地业务，从而使得地区金融扩张也具有溢出效应，地理邻近地区金融扩张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 2005-2011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并精巧地构造空间权重矩阵，识别出地区金融扩张同时存在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 28 省份 2006-2017 年的地方投资平台债务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稳健地表明，地方投资平台债务上升能够在短期显著提振经济增长，并且在长期内仍然有显著促进效应，表明在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具有投资于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果。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地方投资平台债务上升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增长率，并未产生挤出效应。在当前防范地方债风险的背景下，本文建议在存在基础设施瓶颈的条件下，经济衰退期可以执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治理衰退、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政府债务的积累速度。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哪些事件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最终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分析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伦敦市场交易的中国主权债券的价格波动，发现债券价格结构性断点一般与当时中英两国主流报纸强调的重要军事、政治事件相吻合，这些事件也多被后来历史学家认定为对战争进程和结果有重要影响，例如淞沪会战、广岛长崎原子弹事件等。不过历史学家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些事件当时并未引起债券价格的明显反应，例如芦沟桥事变、德国突袭波兰等。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二战爆发——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外债价格波动反映的一般不是中国战场发生的事件，而是国外战场尤其是英国直接参与的军事事件。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 DSGE 模型，分是否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探讨了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况相比，当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费雪效应”的存在会从两方面改变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一国产出、消费、劳动、通胀率和实际利率等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一是会改变对一些变量影响的方向，二是从影响的程度来看，零利率下限约束存续的期限越长经济变量波动的幅度也越剧烈。随后我们分析了我国零利率下限约束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自 2004 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一个受零利率下限约束和不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时段，并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对比分析了上述两个时段内供求冲击下我国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轨迹，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最后，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也对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国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基于竞争中性原则的概念，从政府补贴、税收负担、融资优势、回报率四个方面构建中国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指标，从产品市场规则角度衡量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地国家竞争政策的中性水平。然后，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政策对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内外部合法性构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竞争优势对于上市公司发起跨国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企业享有的融资优势与回报率优势的影响尤为显著。但是，竞争优势对企业跨国并购外部合法性的影响在所有制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相对于民营企业，当国有企业享有竞争优势，特别是补助优势时，会显著抑制其跨国并购交易外部合法性构建。而且，东道国竞争政策中性水平越高，企业享有的竞争优势对外部合法性构建的抑制作用也将越强。

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 CEO 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 CEO 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 U 型关系。首先，当CEO 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 CEO 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信用评级行业是现代金融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信用评级业务已涉足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但目前国内实施的信用评级体系仍面临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中国的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除了需要针对金融行业本身在信用风险的披露进行专业的刻画和解读外，在借鉴国际金融市场和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方法实践的基础上，也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级的一般方法、分析框架和可落地实践的技术手段。本文的目的是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在信用评估（评级）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基于“全息画像”大数据分析平台为基础，利用大数据方法进行文本数据的分析，提取对应的（非机构化）文本数据的风险特征首先克服描述不好行为（即，违约，欺诈等行为）的“坏”样本数量不够的问题，然后建立支持风险评估相配套的风险业务流程分析框架，从而实现能够改善信用评级质量和提高评级区分度需要的特征指标的筛选，并结合违约模型和配套的信用转移矩阵指标，完成构建与国际通用的信用评级体系标准接轨并适合中国企业主体信用资质表现的信评体系, 从而达到解决挑战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1）信用评级虚高；2）信用评级区分度不足；和 3）信用评级事前预警功能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