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主要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美元的持续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使得出口量急剧膨胀。换句话说，中国正在不断的向其输出“通货紧缩”。 一，分析中国出口急剧增长原因为：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增长是中国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 二，日本通货紧缩由来已久：回顾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引出通货紧缩由来。 三，分析日本通货紧缩成因： 1，日本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性 2，日本政府对金融的渗透 3，日本经济政策过失 接着引出：日本为了刺激出口而开始贬低其币值，但经济未能复苏，但此时日元贬值的空间已经很小，所以只有通过提高他国币值达到日元的相对再贬值。 最后评价了日本的做法的不恰当性。

客户、产品和地域，是银行业务发展中的3项关键要素。在客户和地域战略确定之后，银行实现自己战略目标之关键，在于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组合，及对这一组合在深度、广度和内在一体化上的不断深化发展。本文拟根据中国银行业这个特殊群体所处的业务发展阶段和客户市场特征，分析中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其中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大型银行，在从事公司业务时，应当采取的产品组合深化路径。

股指期货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型投资工具，具有价格发现、规避风险、投机、套利等功能，能够有效完善证券市场的功能与机制。尽管受到1987年美国股市崩溃的影响而陷于为期近两年的停滞阶段，但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革命的兴起和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崛起，股指期货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中国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机构投资者的成长以及实施QFII之后，对通过股指期货等金融创新工具来推动市场深化的要求日益迫切。本文考察了推出中国股指期货的现实需求、分析了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影响及其与国际股灾的关系，最后提出了目前发展中国股指期货的对策建议。

? LCAPM (基于流动性风险的CAPM模型) 是Acharya and Pedersen (2005) 提出的，它将流动性风险可能影响资产价格多种方式纳入一个统一框架。本文利用LCAPM对中国股市进行检验，在该模型中，证券的收益依赖于它的期望流动性及其与收益(包括个股与市场收益)之间的协方差。检验结果发现，我国股市的风险升水在大盘升降区间体现了不同的特征；无论在总区间还是分时段，LCAPM 都能更好的拟合资产收益；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依然得到同样结论。这说明流动性在我国股市的资产定价上有重要影响。

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供给以及均衡特点，由此得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得轨迹是国家效用函数和政治银行家的个人效用函数的统一。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国际贸易中价格传递效应的理论(孙立坚等,2003a)，通过考察中、日、美三国间进出口价格的相互影响来检验是否存在所谓中国“通缩出口”的现象。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论文除了保留自己前期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以外(孙立坚、江彦,2003)，如：工具变量(IV)、一般矩(GMM)、ARIMA预测等，还根据结构变化检验(Chow Test)的结果，将上述的这些方法分阶段来运用，同时，又进一步利用体系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来考察受货币政策影响的三种价格环境的制约作用。另外，对冲击反应函数(VMA)又做了因素确定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从而使得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特征被揭示得更为明显和更为充分。 鉴于上述比较严密的实证方法，我们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主张中国“通缩出口”论是基于传统的“支出转移效应”的宏观分析视角，但忽略了进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PTM)等微观要素，所以，这种主张不符合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其次，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稳定国内的物价环境来制约汇率和外国价格对本国价格的传递效应(Taylor’s rule)，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强烈的增长冲动。公司可以利用盈利水平来发送自身质量的信号，以获得更多的再融资支持未来的增长，但这要以牺牲现期增长水平为代价。当证监会决定未达到强制性业绩标准的公司不允许再融资时，一些低质量公司为获得再融资不得不牺牲现期的增长水平以追求达到再融资标准的盈利水平，这是“10％”、“6％”现象产生的原因。如果考虑到公司可能操纵业绩，公司将比较作假成本、牺牲增长水平的成本和获得再融资的收益以决定是否和怎样达到再融资标准，“10％”、“6％”现象依然存在；此时，一些质量很低和很高的公司将会达到再融资标准，而质量处于中间层的公司将不会达到再融资标准。

2006年中国股市将处于熊市的最后挣扎阶段，下半年至年底是投资大机会来临的时候，由于市场利益各方无法达成共识，市场中也不可能出现一呼百应的投资理念，因此，市场信心的恢复和牛市的出现要到2007年初。

运用严格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在非正式制度贡献份额较重的中国公共事务协调文化中，评价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转换效率，我们发现，银监分立将带来巨大的制度转换成本和协调成本。在现行中国银监会监管格局下，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效率的优选策略是，通过提高监管独立性和权威性，通过松弛外部约束条件，以及通过赋予央行“紧急磋商”权力等措施，实现制度运行成本最小化。

中国股票市场高系统性风险根源在于中国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的平均质量的“柠檬化”，而这种上市企业“柠檬化”又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发展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所“内生”的，而在充斥“柠檬”上市企业的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必然会是一种投机行为，此种投机交易强化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因此，化解中国股票市场高系统性风险的一种重要的路径选择就是矫正发展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改进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向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全面开放，允许符合上市标准的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