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和DCC-MGARCH模型,并基于交易相对比较活跃的四期(1月期、3月期、6月期、12月期)合约日度数据,对外管局禁止境内机构从事NDF交易后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市场、境内远期汇率市场和境外NDF市场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市场间常条件和动态条件相关系数随着合约期限的增长呈现递减态势，即期市场与境外NDF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最强，境内外远期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最弱；虽然即期市场存在对境外NDF市场的信息波动溢出效应，但从总体上看，在三个市场中,境外NDF市场的价格引导力量强于即期市场和境内远期市场,处于市场价格信息的中心地位。

本文首先建立外汇市场压力、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货币市场均衡状况的理论模型， 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而通过LS、ECM、Johansen 协整和State-Space 等方法估算出 1996 年1 月-2009 年9 月的外汇市场压力、国内货币市场均衡状况和国际资本净流动，然后采 用VAR 模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得出结论：国际资本净流入时，我国外汇市场压力为 正（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我国货币市场会出现短暂的超额供给。此外，相对于国内货币市场， 我国货币当局应更多的关注外汇市场。

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并非国际货币，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他们面临着更 多的国际金融风险。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发展中国国家需要随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 不断积累其国际货币储备， 而这只有在使国际收支产生盈余的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下才能得 以实现。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剩余劳动力也意味着其贬值性固定汇率制度不仅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同时也有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由此，现行人 民币汇率制度的彻底改革应该以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剩余劳动力的消化为前提条件。

经济实力是决定货币国际地位的基本因素，信心、流动性与交易网络支撑着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但一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必然转换为货币实力，政治的影响不能被忽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元堪称世界的顶级货币，但其协商货币色彩愈加浓厚，美元地位的维持要借助在位货币的优势和外力支持。虽然美元的未来存在不确定因素，但目前尚无任何货币具备超越美元的实力，美元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需要国家意志和外交战略的支持。

本文详细分析了特别提款权（SDR）的定值方式以及现行算法的利弊，提出应将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同时对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进行了模拟测算，主要研究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中可能的比重、人民币加入后以各个货币表达的特别提款权价格变化与波动性变化，并对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后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自身的影响进行了归纳，最后给出了研究结论。

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利率不断的市场化、汇率制度逐步趋向灵活以及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些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外部环境。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并利用PcGets软件，实证考察了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广义货币需求、物价、产出、利率、汇率以及股票价格之间的有机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只要适当地考虑资产替代并利用科学的计量方法，我们依然可以得到相当稳定的广义货币需求函数。在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中，收入弹性小于1。当期的通货膨胀对实际货币需求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这反映出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事实。汇率的变化率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货币需求，但是2005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确实引致了更多的货币需求。尽管近年来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股票价格无论在我们的长期还是短期模型中都还不显著，实物资产过去是目前仍是中国居民资产组合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分析并比较了国际比较项目组（ICP）以1993年和2005年为基准年的2005年世界各国的货币购买力和汇率数据，得出结论是：(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期，其汇率将逐步趋向于货币的购买力；(2)对于发达的经济体而言，其长期均衡汇率就是货币的购买力。最后运用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分析得出升值将是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趋势。

1994年人民币实行单一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经历了四次升值或贬值阶段。货币当局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出口以及国内经济的冲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同时为了防止由于外汇干预导致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对外汇干预进行了冲销。本文首先利用事前和事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构建外汇市场干预有效性指数模型，然后利用LS、E-G协整、ECM和State-Space模型估计模型中的结构参数，测算出外汇市场干预的有效性指数。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外汇市场干预是有效的，在一些时期内存在干预超调现象，并且货币当局的冲销行为也是部分有效的。

本文构造人民币隔夜回购利率互换，并计算了三个月期SHIBOR与人民币隔夜回购利率互换的价差（SHIBOR-OIS价差），定量刻画出我国的银行体系风险溢价水平，并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我国货币政策对SHIBOR-OIS价差的影响。分析表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SHIBOR-OIS价差出现了明显的扩大，但不如美元LIBOR-OIS价差的变化强烈。在不同货币政策下，两种价差所反映的风险有所不同。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对SHIBOR-OIS价差有显著影响。本文最后以三个月期央票发行利率对比分析人民币OIS，证实了SHIBOR-OIS价差构建的合理性。

劳动生产率是影响汇率的重要因素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结论。传统巴萨效应似乎难以解释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都有所不足。本文从巴萨效应的理论模型推导出发，比较不同模型形式采用最优计量模型。基于1978年～2004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为例，建立VAR模型，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与中美两国两部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巴萨假说理论也能解释我国实际汇率走势变化的情况。服务业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贡献更大。提高服务业份额和加快服务业生产率有利于缓解我国汇率的升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