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消费信贷迅速增长，其模式与客群显著区别于传统信用卡，值得探究。本研究选取某代表性平台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其业务团队曾于2017年6月展开内部测试，对同期满足信贷准入的用户随机分为准入组（实验组）和非准入组（对照组），以检验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现实影响。利用这一套独特的微观用户随机实验数据，本文对比准入组与对照组的约10万用户在实验前后的消费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在实验期间，互联网消费信贷显著增加了消费，月均消费增加幅度在73-92元之间；第二，互联网消费信贷同时增加了线上与线下消费，未发现对传统信用卡的挤出效应；第三，其主要作用渠道是缓解流动性约束，消费促进作用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用户更为显著。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既提示了普惠型消费信贷对提振消费的意义，也为指引互联网消费信贷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本文首先基于竞争中性原则的概念，从政府补贴、税收负担、融资优势、回报率四个方面构建中国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指标，从产品市场规则角度衡量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地国家竞争政策的中性水平。然后，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政策对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内外部合法性构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竞争优势对于上市公司发起跨国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企业享有的融资优势与回报率优势的影响尤为显著。但是，竞争优势对企业跨国并购外部合法性的影响在所有制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相对于民营企业，当国有企业享有竞争优势，特别是补助优势时，会显著抑制其跨国并购交易外部合法性构建。而且，东道国竞争政策中性水平越高，企业享有的竞争优势对外部合法性构建的抑制作用也将越强。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过去十多年，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快速上升。而创业对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财富增加 10%，家庭新增创业的概率上升 5.7%。本文还发现，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增加了雇佣劳动数量，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同时，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作用更显著；住房财富对户主未接受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新增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新增主动创业。住房财富对中年家庭的创业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是并没有显著促进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创业。本文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所带来的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本文的结论表明，住房财富是促进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助推器，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重视住房对家庭创业行为的潜在影响。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整体视角，重点关注宗教异质性对跨境并购完成的影响，选取“一带一路”国家跨境并购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宗教因素是影响跨境并购完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两国之间的宗教差异和目标国内部的宗教多元化使得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交易成本增加，进而降低了并购完成的可能性，阻碍了并购过程，使得并购时间延长。进一步研究表明，宗教异质性对跨境并购完成的影响在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和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背景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引领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宗教异质性对跨境并购的影响机理提供支持。

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经济下行期，风险传染效应对经济冲击的催化作用对我国金融体系带来挑战，现有研究忽略了从银行、担保等金融、准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传染效应，少有对此防范机制与政策建议。运用多案例研究法，本文基于 10 家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或组织的不同风险管理模式与实际稳定性，从风险传染理论探究流动性风险传染机制及其管理策略。研究发现：流动性风险会通过银行抽断贷或拒绝放款、担保机构拒偿或追诉从银行、担保机构向中小企业传染，途径银行、担保的流动性风险传染效应可能被加剧、加速，有效应对手段包括寻找内生风险分担方和及时处置不良的行为风险抑制策略，和平衡谈判地位和收益风险配置、构建经营大数据预警机制的经营风险管理策略。本研究丰富了风险传染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引出了金融、准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风险传染研究话题，对融资担保业金融创新的实践和监管亦有贡献。

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别对有住房样本和持有风险资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家庭住房资产持有和风险市场行为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而对于已经参与风险市场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另外，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对风险市场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的增加对风险市场进入概率和风险资产持有相对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影响不显著，而高收入家庭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且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

动量因子是资本市场上表现最为稳健强劲的投资因子之一，本文研究了中国股市和债市间的动量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我国股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6 个月，债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12 个月，并且股市和债市之间存在动量溢出效应，股市持续上涨对债券价格有负面影响，而债市持续上涨对股票价格影响则是正面的。基于动量溢出效应构建的跨资产动量组合收益高于传统动量组合，风险对冲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两个市场间的动量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在股市动量传导至债市渠道上，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中介作用，该作用在股市牛市期间显著，而在股市熊市期间不显著，在债市动量传导至股市渠道上，股市融资机制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拓展了国内动量效应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制定科学投资策略，为监管机构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