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市场信息披露对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影响，并据此推导出了一个下基于市场披露信息和异质信念的风险资产价格均衡模型。这一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市场信息和不确定性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并且根据这一模型可以对金融市场上一些异象做出解释。

信息披露充分的企业是否会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一直是研究者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首先构建了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模型，并针对股票市场中的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程度的度量，进而构建信息披露程度和融资行为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信息披露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融资能力和融资结果，本文的结论表明股票市场投资者和银行都不会因为企业的信息披露更加充分而产生更多的投资倾向。

资产价格波动会影响企业净资产，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会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资金需求，引起投资和产量萎缩，实体经济下滑。本文得到的宏观经验事实是资产价格波动单向影响实体经济波动，为此构建资产价格波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微观理论模型，并进一步提供微观经验证据。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并没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而只是冲击到融资能力弱的企业；实施新会计规则之后，资产价格波动借助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效果更明显。政策内涵是：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会借助资产负债表放大资产价格波动效应，需要通过资本缓冲、前瞻性储备和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来解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需考虑私人经济主体是否具有资金需求，纳入资产负债表信息到政府经济政策框架中。

最近的研究表明，信息的集中披露会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导致市场面对大量信息不能 及时作出充分反应。本文借鉴认知心理学关于注意力分配领域的研究，将企业的盈余公告信息 进一步分成市场层面、板块层面和公司层面三部分的基础上对我国投资者的注意力在这三者之 间分配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提出了“投资者注意力分类聚焦假说”，即信息竞争性披露的 增加有利于提升投资者对市场和板块层面的信息处理，而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层面信息的处理 能力。当市场和板块层面的信息在市场定价中起主导作用时，信息竞争性披露的增加将提高投 资者市场反应。我们的结果显示，多信息日投资者对于未预期盈余的及时市场反应显著强于少 信息日；从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程度方面看，在多信息日公告盈余信息的企业，盈余公告后的漂 移程度显著低于在少信息日公告的企业。我们研究的引申意义在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提 高股价对公司层面的信息反应是优化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效率不可忽视的因素。

银行理财业务在我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规模日渐壮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信息披露不及时，营销宣传失真乃至欺骗客户等，对于这些现象，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说，主要是风险沟通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对银行来说，发行理财产品，既要在银行内部进行充分的风险沟通，也要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交流，只有做好这内、外两部分的风险沟通，才算是实现了有效的风险沟通。

Wurgler（JFE 2000）发现在资本配置越有效的金融市场中，公司层面的信息含量越丰富。然而，Morck 等（JFE 2000）发现在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很低。在40个样本国家中，中国股市面临的该问题的严重程度列居世界第二。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了相关的公司特征和同时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及时间固定效应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地与公司股价中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负相关。另外，我们还发现国有股权的出现也会降低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此外，2007年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明显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中的发现说明盈余管理是解释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层面信息含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可以增强投资者保护，使资本在证券市场上得到有效的配置与利用，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

以家族房地产企业为主体的民营房地产经济已成为支撑我国房地产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但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各房地产企业未来的发展面临着空 前的挑战，依靠过去粗放式外延发展已日益缺乏实际的可能性，只有做好企业内 部公司治理，提高经营绩效和盈余质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严峻的调控形 式下求得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目前在我国，有关房地产企业公司治理的研 究与文献较少，特别的，从公司信息披露角度，来实证研究我国家族控股房地产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从而得出较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或算是首 次。相比非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面临的由所有权 和经营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较少而面临更多的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 代理问题。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这一特点已经反应到公司的信息披露之 中。从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本文通过选取2005-2007 年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与非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这两类上市公司在 盈余质量的信息披露、业绩预告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情况信息披露方面存在显著 的差异。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 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 年深交所上市的374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 为切入点，分析CEO 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 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 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 “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 低CEO 权力强度所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 的权力强度 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 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而且信息披露质 量对于CEO 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地更为明显。

本文分析了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i=信息披露质量对于代理成本得影响，在初步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影响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变量和公司特征后，发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显著的降低成本。在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中，我们考虑了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发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对于降低代理成本的效果更佳显著。可见，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对于缓解代理成本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研究为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只讲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本文主要考察公司业绩组合、公司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季报披露时间的信息内涵。实证研究显示，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好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大；上年年报为“好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坏消息”，上年年报为“坏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好消息”，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坏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比上年度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小。这可能是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可能关键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