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 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CEO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CEO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U型关系。首先，当CEO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CEO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本文基于包商银行等事件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出险的几家银行存在的共同特征，挖掘同业业务风险与公司治理薄弱的问题。从银行系统脆弱性特征入手，使用中国银行业数据库(CBD)中2009 年-2019 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模拟银行在遭受外来冲击和其他银行通过同业网络进行风险传染的可能违约次数，构造银行脆弱性指标。进一步探究银行内部经营与治理因素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主要实证结果表明同业占比过高会加剧银行的系统脆弱性特征，适当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有利于减缓脆弱性；2014 年同业监管政策实施后同业业务对银行脆弱性的提升作用显著减弱。

本文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为自然实验，考察降低股利税对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股利税降低的年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和意愿显著提高，并且管理层持股越多，现金分红增加的可能性越大，而在股利税不变的年份则不存在这种关系，表明降低股利税能够激励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2）降低股利税对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或法律环境较好时显著，表明现金分红是公司治理的“果”而不是“因”。（3）股利税降低仅能激励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4）投资者认可管理层因股利税降低而增加现金分红的行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降低股利税能够达到促进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目的，但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我们对正式与非正式负债所产生的公司治理作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对中国民 营企业内的负债进行结构性区分，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负债可以提升企业的投资 效率，而金融信用负债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结果说明，商业信用负债融资可以通过 给企业提供监督而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但金融信用负债融资却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其债权人反而可能成为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对象。通过强化家族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所有者管理可以促进商业信用负债融资更好地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但也可能会加剧大股东 对金融信用债权人的利益侵害。总体上看，债权人身份差异对应着差异化的公司治理作用。

以文化会影响经济绩效为理论预设，本文研究了儒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为公司的逐利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其次，儒家可以有效提升监督机制的效率，但削弱了激励机制对财务绩效的边际贡献。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与法律制度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本文为儒家影响公司绩效提供了新的证据，纠正了一些对中国儒家的偏见。

构建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数对中国14个代表性上市商业银行8年的竞争力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发现加入WTO后，各个银行在2002-2006年间的综合业绩增长缓慢。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大量不良资产后，其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定差距；选取面板数据进行逐步回归检验，发现流动性能力、盈利能力、公司治理能力、资本充足度等传统因素对银行竞争力影响显著，而高级要素科技创新、业务结构等对银行竞争力的恭献度不大。

本文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层面研究企业微观特征对于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股票回报率和财务业绩两方面考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发现：就金融危机冲击而言，行业特征、公司偿债能力，尤其是短期偿债能力，对于公司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危机前扩张速度快、估值水平高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冲击中表现更加脆弱。与已有的针对其它国家研究结论的不同，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司治理对公司在危机中的表现有显著影响的证据。就政策效果而言，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纾缓公司流动性困难和财务困境的作用；四万亿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对其重点支持行业的公司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就长期而言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不同于传统的“业绩－薪酬”机制，本文从参与约束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经理人薪酬决定机制。采用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我们发现：（1）如果经理人在上一年度获得的薪酬低于（高于）同行公司的中位值，那么其在本年度的薪酬将显著提高（降低）；（2）在自利的经理人的干预下，这种同行比较机制使得薪酬易于上调而难以下调，从而表现出不对称性。本文的结论表明了限制经理人权力在完善公司治理中的意义。

Hermalin和Weisbach(2012)表明股东支付给管理层更高的薪酬能提高其披露信息的质量，而Gelb和Zarowin（2002）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但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模型将其归因于股东在（薪酬，披露信息质量）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的丧失。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推断，明晰产权、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效力都能显著降低管理层的薪酬和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此外，作为类比，本文也发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先完善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薪酬激励管理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高管薪酬始终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框架下第一类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不过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却始终受到怀疑。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能够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和调整机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其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发生偏离的情况。高管团队与管理层权力密切相关，高管团队的变化既可能是管理层权力作用的直接结果，也会对管理层权力运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高管更迭的比例与董事长兼职数量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和高更更迭的比例减弱了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高管更迭质量可以增强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总经理兼职数量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显著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