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投资学的交叉视角，大量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投资其所在地附近的企业。French and Poterba(1991)发现，美国投资者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本国资本市场，而忽略了国外的投资机会，因而将其称为本国偏好之谜Covaland Moskowitz(1999)最早将本国偏好转移到本地偏好（local bias）发现风险投资更乐意投资本地企业或者在距离上离自己办公地址更近的企业；Ivkovic and Weisbenner（2005）、Cumming and Dai（2009）、Brown etal(2011)、Hochberg and Rauh（2013）、李志萍和罗国锋等（2014）等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独立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成因和经济后果展开国内学者注意到风险投资类型的重要影响作用尤其是本地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但在我国制度环境下，相比于从本地异地视角，从政府风险投资视角研究本地偏好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本地偏好的成因。现有文献更多地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心理学理论对本地偏好进行解释，但这并不足以解释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机出发，依托政府职能理论和官员激励理论解释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 地偏好，以丰富对本地偏好成因的文献解读。 研究结果发现：相较于独立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程度更高；而且政府绝对控股的风险投资机构本地偏好更强；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更低，政府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程度会减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机出发，利用政府职能理论和官员激励理论对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成因进行解释并加以实证检验，（2）揭示了政府控股程度对本地偏好的影响。

人类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离不开远行，远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新事物、新环境 的渴望和探索，同时也有助于资源和能力的积累。基于这种直觉，本文手工搜集了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的出生地、求学地和工作地信息，探索独立董事的跨地区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跨地区经历越丰富，任职公司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越高。该结论在 考虑独立董事出生地差异、变量测量误差、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 发现，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不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保守的会计职业，更可能在总部位 于出生地、求学地和工作地以外省份的上市公司任职，所任职公司的股价波动也较高，即跨 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风险偏好更大;同时，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也更可能拥有政 治关联背景、更可能在大规模公司任职、获得的津贴也更高，即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 资源和能力也更优。更高的风险偏好和更优的资源、能力使得独立董事在公司创新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儒家伦理反对经济组织通过非正当途径谋求经济利益，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权益。但是，根植 于儒家的威权主义要求下级组织或个人顺从上级的权威，可能会减轻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阻力。本文 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视角出发，对上述竞争性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儒家影响与控股股东 掏空水平负相关，并通过削弱控股股东威权地位保护中小股东正当权益;(2)儒家伦理与法制存在互补关 系。此后，作者从伦理与威权冲突的视角寻找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获得了相似的结果。本文为客观 认知和评价儒家伦理和威权主义在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以往董事会文献大多关注单一董事会特征如何解释公司绩效，缺乏同时考虑多维董事 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预测性研究。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探究 46 个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预测 能力，发现:1. 董事会特征可以预测公司绩效;2. 董事平均薪酬、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平均任期、 学历异质性的预测能力较强，董事会结构特征预测能力较弱;3. 公司绩效与董事平均薪酬基本呈正 相关，而与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平均任期、学历异质性呈非线性关系。该结果说明，我国公司 中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紧密且复杂，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复杂关系、 提升对公司绩效预测的准确性。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本文研究了新三板于2016年首次实施的分层制度对挂牌公司股票流动性、估值水平与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基础层公司，进入创新层使得挂牌公司股票的实际成交交易日的间隔天数平均减少了7.71个交易日，以市净率所衡量的公司估值水平提升了11.6%。从对公司实体的长远影响来看，以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衡量的资本投资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且进入创新层有效降低了融资约束引发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基础层公司，新三板分层制度的实施不仅使得创新层公司的股票流动性和估值水平得到了提升，还有效地提升了公司实体的资本投资效率。

近几年， 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明显趋势。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海量数据需求， 促使数据行业快速成长。 而数据机构作为数据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不断地渗入到金融服务领域之中， 改变了金融行业的结构， 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同时也产生了包括数据隐私泄露、 算法歧视、 数据垄断等在内的一系列风险。 如何做到既鼓励金融机构利用数据机构的服务实现产业赋能， 又有效规避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成为了大数据时代金融监管的研究热点。 本文首先按照金融机构与数据机构合作的四大主要应用场景具体分析了数据机构在金融领域的功能， 以及双方在开放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 其次， 本文选取美国、 欧盟、 英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五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详细梳理了国际上为了防范第三方数据公司为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相关的监管经验。 最后， 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国内对于金融领域第三方数据公司的监管现状， 以及我国国情， 提出四点监管对策建议。

基于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情况进行调查。 采取定量调查方法分析国内应收账款整体规模、应收账款行业和企业分布、 金融危机前后应收账款变化等，为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创新提供数据支持。 研究发现占用商业信用的主要是上市公司中的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中的中小微企业实际是提供商业信用，其应收账款周转期不断增加，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不断提高。 金融危机后工业由净占用商业信用转变为净提供商业信用。工业应收账款规模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高，应收账款周转期长，大量营运资金被占用。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创新对中小制造业营运资金回笼有重要意义。

在“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背景下，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是否影响到资本结构的动态管理，该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增强了企业向目标杠杆调整动机，增加持股金融业务类型这一持有数量上的策略选择，以及“银行+非银行”这一业务组合布局上的策略选择，均显著缩小了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然而，混业持股金融机构下，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与偏离程度呈非对称性，对于过度负债企业，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反而减慢了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一步发现，上述策略选择对过度负债国有企业去杠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对资本结构调整动机与调整效率进行分离，揭示了企业集团在混业持股金融机构策略下对两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深化了对企业杠杆优化权衡决策的理解。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