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理论非常薄弱。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环保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公共部门而非金融系统。然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发展绿色金融？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有效制定政策、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出与公共部门环保投入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绿色金融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给出了理论解释。模型指出，绿色金融的风险分担功能使其具有独特的长期增长效应，是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而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的问题，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尽管中国股票市场已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中国 A 股却经常被人诟病为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股票质押为切入口，创新性地构建了“股票质押融资规模”变量，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方法、工具变量检验、匹配样本回归等多种方法，作者对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进而对“A 股脱钩论”进行解答。稳健性的实证结果表示，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股票质押融资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公司投资增加 3.6%个标准差。影响渠道方面，股票质押融资通过“信息渠道”而非“外部融资约束渠道”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此外，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打破了“A 股脱钩论”，而且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监管层对股票质押融资受困企业进行纾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国民经济运行，特别是线下微型商户的经营造成严重冲击，但由于数据缺失，相关定量评估分析比较困难。本文基于支付宝旗下支付工具“码商”的海量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推算了如果没有疫情发生，2020年春节后线下微型商户运行应该具有的“反事实结果”，进而定量估算了疫情造成的冲击。结果表明，2020年正月初七后的两周，线下微型商户活跃商户量与营业额较估算的没有疫情冲击的“反事实结果“，分别下降了约40.4%和52.4%。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可以缓解疫情对线下微型商户的冲击。本文的研究在结论上和方法论上，对当前其他国家应对疫情，以及我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均具有非常好的借鉴价值。

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的重要载体，普惠是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根据普惠金融的特点，从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效度和稳定性四个维度选取九个指标构建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用 2010-2018 年中国省级小额贷款公司数据进行计算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偏低，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特点，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和 中部地区。

流动性问题、股市巨幅震荡、股灾及经济的周期性衰退令各国监管层和投资者头疼已久，但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本文摒弃造成上述问题的新古典主义均衡价格理论，采用规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基于公理的价值理论。以本文理论为指导的价值投资能够取得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完全无法解释的巨额超额回报，从经验上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以本文理论为指导，将从根本上避免股市的暴涨暴跌，使经济持续稳健地高速发展成为可能。

本文基于“行为学习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从全新的视角探讨核心高管股票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风险的影响。文章首次构建核心高管崩盘经验指标体系，经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核心高管经历的崩盘事件越多、崩盘程度越严重，其所在公司未来的崩盘风险越低；第二，行业内其他公司的崩盘教训能为高管敲响警钟，降低其所在公司未来的崩盘风险；第三，核心高管崩盘经历距离当期较近时，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大；第四，核心高管较为年轻时，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的影响更大。

股权质押在 A 股市场十分普遍，质押风险防范是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基于 2004-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发现，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增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质押比例越高、面临的预警压力越大，大股东增持的可能性也越高。进一步地，尽管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增持公告的市场反应相对较差，但依然显著为正；而且，增持企业的长期市场表现显著好于同样面临预警压力但未增持的企业。这些结果表明，尽管投资者能够识别大股东增持的不同动机，但增持仍是大股东应对股权质押风险的重要手段。本文的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股权质押风险防范的研究、加深了对大股东增持动机的理解，而且对企业应对资本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监管层出台救市措施具有重要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确立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量化标准，与该认定直接相关的则是巨大的税收优惠。据此，本文研究减税政策与公司研发操纵的关系，以及研发操纵对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为获得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公司会操纵研发投入以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该现象在民营企业、盈利企业以及位于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其他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达到或刚刚超过法规门槛的研发操纵公司，其研发投入与公司未来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数量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研究表明，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不同，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公司管理层进行研发操纵，最终导致公司研发绩效下降。本文不仅丰富了基于门槛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还为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和执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金融科技与数字货币的冲击下，“央行数字货币”成为近年来的国际热点，也是我国央行目前的研发重点之一。由于该领域的研究与讨论大多始于 2017 年，目前国内缺乏相关的学术研究与国际经验总结。基于近年的国际最新进展，本文首先总结了“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概念、属性与类型，其中“银行间市场数字现金”是针对批发市场所开发的 CBDC，“居民的央行数字账户”与“居民的数字现金”则是针对零售市场所开发的CBDC；其次，本文梳理了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设计理念， DC\EP 是针对零售市场的居民数字现金，并加入了“双层运营体系”与“分级限额”等特殊设计；最后，本文对比其他国家的研发进展与相关计划，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加大我国对批发市场 CBDC 的研发力度、充分考虑零售市场 CBDC 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增强我国央行对CBDC 的信息公开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