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把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人民银行的三大目标之一，如何认识金融稳定这一职责，并实践好这一职责，本文阐述了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经济稳定的关系，并从支付体系安全、应急机制安排、协调机制运转、稳定职责分解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CEV模型是Black-Scholes模型的一个扩展。本文通过对下面三个问题的定量分析考察了Black-Scholes模型和CEV模型的套期保值效果：1、对冲操作次数和对冲误差之间的关系；2、模型误差对于对冲误差的影响；3、在同样的对冲次数下CEV模型和Black-Scholes模型的对冲操作成本的比较。文章验证了在没有模型误差的情况下对冲误差和对冲次数的平方根成反比关系，并指出了在进行期权套期保值时，若预期股票上涨时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要优于CEV模型；反之，若预期股票下降时选择CEV模型要优于Black-Scholes模型。

尽管1998年以来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实施却存在着实际上的机制紧缩，突出地表现为货币供应量增幅持续下降，贷款增幅趋缓，中央银行资产增加不多。这种货币政策的机制紧缩效应既与银行体系关系重大，也与股票市场关系增加。近几年，银行体系的运行机制和体制性收缩，使社会资金通过金融体系快速向城市集中，出现了资金“乡养城”和贷款“农转非”。同时，我国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又对这一现象推波助澜，货币市场资金、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企业存款账户与证券保证金账户相互异动，使大量资金游离于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之间。为此，中央银行要进一步提高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调整改革思路，加快商业银行改革，关注股票市场发展，扩大货币政策操作的覆盖面，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水平。

〈外汇Q值原理〉学术成果摘要 外汇Q值是根据：本币、外币、物价、汇率的内在联系，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外汇理论。该理论较合理地解释了现代金融危机：现代金融危机是货币的内外价值严重失衡，相互矛盾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具有方向性的通货膨胀。Q值公式能对现代金融危机进行计算、度量和预测，人们可据此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外汇Q值理论与现行的国际借贷说、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相比，具有很大的理论优势和一些不可替代的长处。 外汇Q值理论能在任何时期，任意时段，真实地反映物价和汇率，理 论数据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而上述的几种理论，有时候理论与实际偏离很远，甚至会出现无法解释的情况。 外汇Q值与其它很多重要经济数据成，正、负函数相关关系。如：进 出口额、失业率、产业结构、物价水平、出口利润、进口成本、货币供给、货币需求、通货膨胀率、利率变化、汇率变化……。是研究现代经济的有力工具。而上述与之相比的几种理论，很难实现和以上这些经济数据的函数联系 金本位制度下有一条重要的法则，即：两国汇率变化超越一定的值，黄金就会在两国之间流动，人们称这个值为黄金输送点，黄金输送点本身就是一项单项外汇q值的具体值，现代信用货币的外汇Q值，没有了黄金流动的约束，变化幅度更大，更复杂，对经济影响更强烈，更广泛罢了。 2001年，我撰写完成了《外汇Q值原理》一文，经专家推荐入编〈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一书。第三卷429页。2003年被“中国首界教育创新论坛”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至今国内、国外有多种文献和书籍将该文编入出版。 作者：耿达明 宅电：0732―8524925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东泗路138号202 邮编：411104 E－mail: xtddma@sina.com

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使中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资本流动迅速、信息网络便捷、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国际间流动的资本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但是在这股力量中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安全性问题，其中资本外逃就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忽视的一个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越演越烈的资本外逃不仅部分抵消了我国引入外资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的一大隐患。要消除这一隐患，只有正确认识资本外逃的现状、成因和控制方法，才能保证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中有效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国内外文献后，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资本外逃的成因和其作用过程提出大量新观点，而国内学者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研究中，还未充分运用一些新的观点来解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而且目前还没有把理论发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各方面结合起来专门研究我国资本外逃动因的文章。因此，本文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了我国资本外逃动因分析上，充分借鉴外国学者对资本外逃成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集中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资本外逃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并重点研究了几个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根据我国存在的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基本如下： 第一章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上个世纪初金德伯格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一书中提出的资本外逃的“避险说”，到68年格鲁贝尔用国际资产组合理论对外逃的解释，再到80年代经济学界涌现的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理论如：汗和哈克提出的不对称风险理论，伊格提出的秘密货币学说，卡丁顿的资本外逃“投机说”，杜利提出的“规避管制说”，EATON关于私人债务国有化前提下资本外逃机理的模型等等.文章还简介了我国学者在资本外逃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勾列出了资本外逃动因理论的基本发展历程。 第二章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几种受学界关注的资本外逃动因的作用机理，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资本外逃动因进行了分析。一是根据伊格•沃尔特的“秘密货币”理论中提出的收益、风险和保密性之间的关系对进行国际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对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作用机制，清晰地揭示了三种因素引起资本国际间流动（包括在可自由流动和存在管制两种条件下）的机理，说明了资本外逃实际上是资产持有者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为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进行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一个经济后果。 二是阐述了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中分散化问题对资本外逃的作用机理。由于随着资产分散化程度的提高、资产相关程度的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能得以有效的降低，因此，居民为了在保持一定收益水平的条件下降低资产的风险，就会尽量在国际间进行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当这种资本流动受限时，就会导致分散化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第三节用税收不对称模型揭示了当国内外资本面临不同的待遇时，引发资本外逃的作用过程：内外资的不对称税收政策→内外资税后收益率的不同→居民资本外逃。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第三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进行研究：首先在众多关于资本外逃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范围进行了限定，认为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本外逃应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接着文章对计算资本外逃规模的三种方法进行比较，选用了经过调整的余额法来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估算（表3-1），并考察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基本发展趋势；最后文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六类外逃的方式。 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结合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和我国的现状，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一节运用了第二章介绍的相关理论，从收益、风险、保密性、分散化需求和不对称税收政策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和作用过程，总结出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外实际利差、内外资政策的不对称性、汇率风险、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风险、政治风险、资产分散化动机、保密性、以及外汇管制造成的“老鼠夹子效应”。在第一节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第二节首先提出了基本的回归模型（*）式，并引入了相关的可量化变量，然后运用Eviews软件，用1982-1999年18年的数据，就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率、不对称税收政策等因素对资本外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对我国资本外逃有显著影响的可量化因素包括：滞后一期的财政赤字FIS（-1）、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INF（-1）、我国实际有效汇率EX、中美实际利差I、我国名义利率R、中国内外资税收政策的不对称性DUM。同时，通过实证还发现经济增长率GROW这一因素对资本外逃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分析后，我们不禁要问：资本外逃的发生究竟会对一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控制资本外逃、消除其不良影响？第五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该章首先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一般影响机制入手，分析了资本外逃对降低国家信用、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收入再分配效应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一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外逃会在削弱我国经济发展后劲、抵消扩张财政政策的效果、动摇居民对人民币的信心、助长腐败等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充分说明了控制资本外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节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及其影响机理，对症下药，提出了1、继续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体制；2、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3、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避免政策不对称性引起资本外逃；4、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加大打击腐败、经济犯罪等的力度；5、尽快明确私人合法财产受《宪法》保护的地位；6、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确实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7、加强外汇管理；8、通过国际协调来抑制或管理外逃资本等八条建议，以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消除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本文在分析资本外逃动因这一问题上，注意了国外理论发展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既充分运用了理论的有用部分，又不照搬理论，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运用定义、列举、比较、实证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的各种成因，并提出了从根源上控制资本外逃的一些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笔者本身的局限性和这个问题的深广性，文章仍存在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运用两种协整检验方法对1978-2003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实际GDP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无论是EG两步法还是Johansen极大似然法的协整检验结果都显示，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与实际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长期内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与实际GDP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短期内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显著影响实际GDP变动的结论，但影响方向不确定；（3）需要充分重视实际GDP增长与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之间的有机联系，保持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持续、稳定、适度的增长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同时也需要管理好外汇储备，提高其运营效率。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农村金融体系的强力支持，而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离农村，形成了农村金融的“真空状态”，农业发展银行只提供粮食收购贷款，信用社背离了合作制的宗旨，邮政储蓄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根本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因此，必须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理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的资金关系；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发展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改革税收、利率政策，形成农业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增加农业的信贷资金投入，多方面筹集资金，支持农业现代化。

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ector Autoregression, 简称VAR），利用加拿大的宏观数据，揭示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且实证分析了国民产出、货币量、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向量自回归的简化形式进行葛兰杰因果分析， 我们验证了托宾提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对投资的影响是通过托宾q这一载体来间接实施的。此外，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表明政府和企业投资间存在着长期双向的挤入效应。 政府投资对企业投资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

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企业融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检验银行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为资本市场平衡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包括银行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是消极的。

本文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管理者与外部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基础上，使用1998－2001年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司所有权安排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在控制行业和公司特征等因素后发现：(1) 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但大股东类型不同，影响也不同；(2) 在股权比较分散、前几大股东相互制衡的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负债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从而本文得出结论认为，除行业和公司特征因素外，所有权安排也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一个显著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