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不仅表明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也预示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关键领域的企业，亟需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 FIRRMA 试点作为美国在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收紧的准自然实验，探究中国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显著促进了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企业所受“内部支持”和“外部压力”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受到内部支持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而未受内部支持的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反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通过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以及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新旧技术国家主义转变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为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深入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专业化分工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和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同时也是新形势下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深入探究国内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内在机理,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文章以“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政策作为社会信用环境的代理变量,借助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这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而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内部管控成本较高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而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以及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改善的专业化分工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仅为理解企业分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丰富了信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大幅加强对华出口管制,滥用实体清单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以期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势头,那么美国能实现其目的吗？鉴于此,文章整理了美国出口管制工具中的实体清单数据和商业管制清单数据,以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计量分析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其抑制了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但该抑制效应会随时间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其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投入,该促进效应不仅会即刻显现且具有持续性,在考虑“树大招风”和产业关联的情况下,上述效应仍成立。其次,机制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通过阻碍创新知识流动抑制中国企业创新产出,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动力促进中国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最后,拓展分析显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促使中国企业转向“内生创新”和减少低质量创新产出,研发国际化、龙头企业带头创新、政府创新驱动都可以帮助企业应对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文章的研究既拓展了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的研究边界,对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也有一定启示。

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 2003—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资本跨地区流动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和数字化资本投入等方式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企业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加速资本跨地区流动。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流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竞争行业中更显著；同时,母子公司处于同一个城市群内部或母公司位于较大的城市时,这一促进效应也将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各项交易费用、优化企业内部组织、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等途径促进了资本跨地区流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对本地投资并不存在显著挤出效应,且跨地区投资增加了母公司利润,但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加强。文章的研究为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微观路径。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

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行业研究报告中，国信证券的王剑研究 员提到日韩两国在发展的后期在资本市场中以投资高技术为主的私募主权 基金逐步替代以投资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银行贷款，虽然没有提到相关文献， 不过如果属实的话似乎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思问题。由此产生的 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在全球经济体的发展中是否都存在这一现象?私募股权 基金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之间有什么相关性?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一个有意 思问题。

持续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却在普遍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文章基于1979-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对其经济追赶的影响。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抑制其经济追赶,且“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其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渠道实现。（2）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可以削弱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3）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跨梯度转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4）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利于经济追赶,尤其是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并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等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推动高耗能产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之一。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2005-2020年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高耗能产业集聚显著加剧了环境污染，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高耗能产业集聚加剧了黄河流域的能源消耗，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因此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质量的负外部性影响更加突出。异质性分析发现，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这三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加剧作用最为显著。本文为黄河流域高耗能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补助是激励绿色技术投资的常用手段。我们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发现，有关政府补助能否持续的不确定性，会抑制政策的预期效果。我们的识别基于能影响官方空气质量文本的外生天气变化，因为政府补助的分配依赖于之。我们发现，在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政府补助波动较大的城市里，公司对绿色技术的投资、专利申请、研发人员都更少，特别是采矿业、制造业、绿色技术产业。本文认为政策稳定性能鼓励长期绿色技术投资，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