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制度安排下所发挥的治理职能。研究表明，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治理作用。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溢价”越高，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越有保证，非流通股股东的私有利益越小，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反之，中小流通股股东会向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求更高的对价。同时，密集的媒体披露水平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强化非流通股持股对实际对价所产生的正向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仅在中小流通股股东对实际对价高度满意的研究样本中存在。进一步地，媒体的这些公司治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进而使其自身意见更有可能在分类表决中得到体现来加以实现的。

本文研究了在中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内，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怎样的影响。在研究中排除了行业因素影响，改进了财务绩效的度量方法，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承担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后分别会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本文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 18 个会计指标进行降维打分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同时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打分度量，将所得数据进行 OLS回归分析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当期财务绩效，但长期来看会使之提升，且前期有较好财务状况的企业会倾向于在下一期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持续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金融稳定的重要问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亟需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基本面、汇率制度和国际因素三个维度选择影响汇率预期的13个经济变量，利用因子分析法对经济基本面维度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再进行因子回归分析，发现贸易差额因子、即期汇率走势和美元指数是影响短期汇率预期的主要因素，而竞争优势因子、美元指数和国际政治压力是影响中长期汇率预期的主要因素。更进一步地，本文进行递归方差分解分析，发现美元指数和贸易差额对短期汇率预期波动的贡献度较大；而净对外资产和BS效应对中长期汇率预期波动的贡献较大。

在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面临着重新选择持股比例和利益侵占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大股东在不同持股比例下如何调整利益侵占行为，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建立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的利益函数，得出以下推论：（1）控制权转移后，对于经营绩效低下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U型的关系；（2）控制权转移以后，对于经营绩效改善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N型的关系。最后，本文选取2001—2007年通过股权协议转让的方式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检验样本，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推论。

本文以2007 年8 月至2009 年8 月发行公司债的31 个样本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 事件研究法对这些公司发行公司债所产生的公告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研究的 事件窗口中，我国公司债发行会产生负的公告效应，但是在公告发布之前的累积异常收益率 为正，而在公告发布之后的累积异常收益率为负。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股票的累积 异常收益率与公司的成长性显著的负相关，与固定资产比率、资产负债率、债券相对发行规 模及公司规模显著的正相关，与公司的年龄、债券的信用评级及债券的存续时间不存在显著 的相关关系。

本文以我国A 股市场为对象，基于CAPM 和APT 理论，建立单变量和多变量 回归分析模型，探讨市场、行业和地区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及其程度大小。结果表 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一方面个股价格变化同时存在显著的行业和地区联动效应， 但行业效应更强，行业信息主导着证券价格的变化。在控制了市场和地区信息后，行 业信息仍具有信息增量提供能力；另一方面，市场信息的解释能力可由行业信息和地 区信息共同取代；另外，市场竞争越激烈的行业，其联动效应越强。究其原因，与行 业内的公司其基本面之间所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相关。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通过对Delong etc的噪音交易理论模型的修正，本文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机理。选择市场换手率、封闭式基金折价和投资者开户增长率作为间接投资者情绪指数，应用因子分析法构造综合投资者情绪指数，并应用OLS和GARCH-M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股市投资者情绪及波动与股票收益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是影响股票价格的系统因子，股票价格随着投资者情绪波动而波动，而且情绪的上涨和下降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情绪上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要比下降强的多；因投资者情绪波动而产生的股票收益波动构成市场系统风险并得到了相应的风险溢酬。

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其R&D投入可能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并反映到股票预期收益即股票市价当中，本文拟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以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Fama-French的三因素模型改进基础上，采用截面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企业R&D密度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得出R&D密度与股票收益不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具有期性，但R&D活动偏重短期效益，缺乏连续性。最后，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解释，针对R&D投资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