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i=信息披露质量对于代理成本得影响，在初步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影响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变量和公司特征后，发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显著的降低成本。在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中，我们考虑了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发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对于降低代理成本的效果更佳显著。可见，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对于缓解代理成本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研究为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只讲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本文应用结构化模型对有信用风险的沪深债券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定价分析，发现结构化模型高估了大部分债券的价格，这可能与样本债券全部为高信用等级债券有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公司债券市场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最后，本文还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息票率和剩余期限与结构化模型误差系统相关。

最近20年来一些学者对CAPM理论模型检验的结果大都表明，股票的投资风险（或其收益）并非像该模型描述的那样由β系数唯一决定，还存在其他因素在股票投资风险中起影响作用。国内学者借助于横截面法的回归模型研究指出，股票的权益比率（D/E）、账面/市值价值比（BV/MV）与公司规模是决定股票投资风险除β系数外的三个主要经济变量。为了验证他们理论的正确性与精确性，该文率先运用模糊数学的聚类分析法，对上证市场随机选取10只样本股票的D/E、BV/MV、公司规模与股票投资风险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并与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到的β指数与风险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经研究进一步证实，股票投资风险并非唯一由β系数决定，股票的D/E、BV/MV及其公司规模应当成为β系数以外影响股票投资风险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建议股票投资者，衡量股票投资风险不仅要考察股票的β系数，还应进一步考察股票的D/E、BV/MV和公司规模等。

本文利用1979年至2007年的经济数据，主要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中国长期货币中性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发现：（1）货币供应量变动是名义GDP变动的Granger原因，却不是真实GDP变动的Granger原因，所以货币供应的变动仅仅影响名义产出，并不影响真实产出；（2）货币变动是物价变动的Granger原因。随后进行的回归分析货币供应变动仅仅影响名义产出物价水平；即在样本期间内，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货币长期中性在我国成立。因此，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缓解目前的经济困境，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内不可避免的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我们发现，解禁前后股改限售股存在-13%的累积异常收益，价格下跌主要发生在解禁40天之前。信息发现假说认为，在禁售期内，流通股股东如果发现公司价值低于预期或者非流通股股东行为不当，就会选择在解禁前出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回归分析支持信息发现假说认为：透明度高的股票价格下跌较小，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与解禁前后收益正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解禁股收益能够反映公司基本面的时序变化和个体差异，从而验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股价同步性”（亦称股价“同涨同跌”，一般用R2度量）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近年来财务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本文收集1994-2004年中国股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不同交易策略，对股票收益的“惯性”和“反转”与R2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验，以此考察“信息效率观”和“定价无效观”两种不同观点在解释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上的适用性。研究发现：（1）我国股市基本上不存在显著的短期“惯性”现象，而存在显著的长期“反转”现象，并且反转效应随着R2的上升而逐渐减弱，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信息效率观”不符；（2）经市场模型和三因素模型调整后的反转收益与R2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反转收益与股价同步性显著负相关；（3）在牛市阶段和熊市阶段存在较显著的短期“反转”现象，并且不同市场态势下短期反转效应与R2大小的关系不同，两者在牛市阶段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熊市阶段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不同市场态势下R2代表的经济含义不同。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不支持“信息效率观”对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的解释。

本文通过 H 统计量研究我国产寿险市场的竞争程度，并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与相关 分析研究竞争程度市场结构方面的影响因素。本文有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我国 1999-2006年间的财险市场可以判断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同期我国寿险市场属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其次，2003 年保险业费率市场化的改革对财险和寿险都有明显的影响，直接加剧了竞争程度。再次，竞争度与财险市场公司数量正相关，与寿险市场公司数量负相关。最后，竞争度与集中度的关系在财险业为负相关，在寿险业采用不同的集中度指标考察结果不同。

与以往纯粹基于代理理论，从内生性视角研究 CEO 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不同，本文综合考虑代理理论、乘员理论以及制度理论，从 CEO 薪酬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我国公司治理绩效状况。我们采用 2004-2006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样本面板数据，通过对不同对照组进行混合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警醒的董事会监控下，我国上市公司 CEO 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有显著正相关性，并产生了激励后效，即激励后的 CEO 会进一步显著改善公司业绩，但是激励后效与董事会特征没有显著关系，而主要与 CEO 自身特征相关。文章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对全样本分析后依然支持该结论；同时，CEO 薪酬变动影响分析认为目前我国 CEO 薪酬激励正处于上升通道，这对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及 CEO 薪酬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用深沪A股增发新股数据回归分析承销商声誉与增发新股业绩的关系，以考察审批制和核准制两期承销商声誉机制。结果表明，审批制承销商声誉与业绩显著负相关，声誉缺乏约束，这可能是承销收入和失职损失偏高所致；而核准制两者无关，这可能是制度变迁造成承销收入和失职损失降低所致。因此，承销商认证效应可能出现在登记制之后。

本文使用深圳A股市场2006年的停复牌和交易数据，构造了“停牌日”样本和与之对应的“非停牌日”样本，并通过计算“异常观察值”对停牌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了控制部分其它因素的影响，本文还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停牌制度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例行停牌还是警示性停牌，停牌股票在复牌时刻的交易量都显著低于非停牌日的平均交易量，其价格变化率大于非停牌日的平均价格变化率；在复牌后的一小时内，其交易量和波动性都显著大于非停牌日的平均水平。总体来看，中国股票市场目前采用的停牌是缺乏效率的，停牌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实现监管层提高市场效率的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