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企业的避税行为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因为通过避税，避免了企业财富的流出。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在委托代理的框架下，经理人可能利用复杂的避税手段来掩盖公司真实的信息，使得长期经营现金流为负的项目得以持续，从而导致对企业价值的损害。在中国市场上，存在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不同的企业，对我们分析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关系提供了独有样本和分析机会。本文第一次通过对比的方法研究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对于债券定价的各类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关于定价和利差的解释，国内外研究集中在违约风险（反映为信用利差）和流动性风险（反映为流动性利差）方面。国内银行间企业类债券市场为商业银行主导的市场结构，存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制和发改委审批制两大体系，发行人主要为国有企业和投融资平台。限于发展时间较短，历史市场价格和违约数据积累不足，给研究分析带来了诸多困难。 本文以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类债券收益率=同期限无风险利率+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其他因素（例如税收利差）”的分析范式。在一级市场，本文发现：1、交易商协会发布的“指导定价”是发行利率的决定性因素；2、债券种类和结构会影响债券发行利率，企业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发行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同评级债券，但债券回售和赎回条款未被有效定价。在二级市场，本文选取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无风险利率，对3-5年中期票据的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结论为：1、国内中期票据收益率大部分可以由无风险利率和信用评级所解释，税收因素也在债券交易定价中得到了反映；2、3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2.5bps；5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5bps；3、高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能被无风险利率收益率变动解释的程度要高于低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4、宏观资金面紧张时，企业类债券的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倾向于上升。本文还选取了铁道部发行债券作为实际案例，就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铁道债的收益率变化的影响，以及财税支持行动的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针对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提出了两点意见：1、抓住金融脱媒机遇，大力布局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管理业务；2.发展银行间做市业务和定价模型，提升交易和销售能力。

本文选择2005—2009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和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揭示出我国上市公司中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对于国有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与流动负债水平负相关；当长期负债水平较高时，长期负债水平提高有利于盈余质量提高。（2）对于民营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流动负债水平均负相关，与长期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较高的长期负债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但会增加民营企业的逆向选择风险。因此，长期负债水平在债权人的风险判断过程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文以2007～200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代理成本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机理。结果发现：（1）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和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和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且市场化程度对税收负担与实物消费代理成本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2）在国有企业中，税收负担与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但与市场化程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进一步发现，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闲暇消费代理成本对税收负担的正向影响关系。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性质以及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等因素会影响减税政策实施效果。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不同性质下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得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时投资者情绪与过度投资正相关性更强；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受投资者情绪影响较大；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系数越高，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越大。基于上述经验证据，我们得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助长效应”和“缓解效应”，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剧了“助长效应”而减弱了“缓解效应”。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本文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影响 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机理。研究发现，高质量政府可更有效利用市场进行有效的资源 配置，帮助企业获取更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并帮助企业获取外源融资。本文分别用投资对 TobinQ和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度量投资效率与融资约束，结果显示，政府质量与投资和Q值敏 感度正相关，与投资和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相对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 功能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中央国有企，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功能在地方国企中 更显著。事后业绩增长的考察表明，在较高的投资与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 的地区，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增长。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追求政治升迁的动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配对公司，在高管获得政治升迁之前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过度投资行 为，而在其获得政治升迁之后企业的投资不足现象更为严重。此外，非国有企业在高管政治 升迁前的过度投资行为比国有企业更严重。我们还发现，与高管无政治升迁的公司相比，高 管获得政治升迁公司在升迁之前的过度投资额越高，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损害程度越高。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特有的“59 岁现象”，本文以非生产性支出为视角，研究了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的侵占行为。研究发现，就全样本而言，本文未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存在显著的侵占行为；分样本研究表明：（1）超额薪酬高低并非影响侵占动机的重要因素；（2）当经理人来自上市公司内部，或者薪酬契约缺乏弹性、股权激励强度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侵占动机更强；（3）以经理人市场和薪酬契约的不同维度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二维分组，结果表明，当市场约束或激励机制存在双重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侵占动机最强。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丰富经理人激励的相关文献；同时，对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和薪酬制度建设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追求政治升迁的动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配对公司，在高管获得政治升迁之前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在其获得政治升迁之后企业的投资不足现象更为严重。此外，非国有企业在高管政治升迁前的过度投资行为比国有企业更严重。我们还发现，与高管无政治升迁的公司相比，高管获得政治升迁公司在升迁之前的过度投资额越高，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损害程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