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交易活跃、成交量最大的权证市场之一。但学术界对我国权证的定价及其属性缺少系统性分析。本文实证研究中国权证的价格和收益行为,旨在以标准的期权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权证定价的规律性以及探究其属性。鉴于我国股票市场禁止卖空,传统期权定价理论赖以生存的证券组合复制仅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认购权证定价,但对认沽权证定价无能为力。这就决定了我国权证尤其认沽权证在理论上无法定价的现状。本文通过分析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所有权证的收益、波动性和定价误差,论证了认购认沽权证具有部分普通股票的性质,例如他们都与股票指数有联动关系,并伴随着低杠杆比率,但是,认沽权证的表现更像是普通股票而非期权类衍生工具。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投资者和衍生产品市场监管者都有借鉴作用。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历史,虽然资产价格急剧波动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却始终伴随其中;市场主体情绪波动是不可忽视的、对市场交易与价格波动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本文是通过心理学实验,尝试在较纯净的实验市场中,控制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探求在资产价格接近顶部与接近底部的情形下,交易主体情绪与交易行为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实验结果发现,在资产价格接近顶部的情形下,情绪波动与资产价格主要由基本面的变化决定,并且不同情绪的变化则会影响到交易主体对资产的买卖行为,这可能会加剧资产价格的波动。而在资产价格接近底部的情形下,投资者对资产的买卖行为更多地受到基本面信息变化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了两种极端市场情部下,交易行为中“非理性”与“过分理性”的不对称。在国内外文献中,本文是首次将交易者情绪引入资产价格波动的研究。该研究对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提供直接的心理学依据。

本文利用EC2SLS方法和系统GMM的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和分析了中国双重上市公司A股和H股的交易价格差异的因素，包括制度层面和投资者心理及行为方面。本文发现，QFII的实施显著提高了H股对A股的相对价格，但是投资者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因素起着较大的影响，国内投资者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和其他非理性的投资理念使得中国H股和A股的价格差异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中国独特的询价制安排为我们比较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的信息揭示能力提供了便利。以2005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在沪深A股市场发售的所有新股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新股定价过程后发现：（1）虽然中国承销商不拥有发行价和股份分配的自由决定权，但是中国的询价制与其他国家的询价制一样，具有较强的信息揭示能力，可见询价制信息揭示能力的高低并不必然取决于承销商的自由决定权。（2）通过初步询价确定的发行价PO_2反而比通过累计投标询价确定的发行价PO_1包含了更多的与新股相关的信息，这一异象产生的原因是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的信息揭示能力较弱；而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的信息揭示能力较弱的根源是价格区间对发行价的硬约束和政府对发行价的窗口指导。第三、等待上市阶段能自动地对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的信息揭示能力进行了修正，与通过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的新股相比，通过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的新股的初始收益，对上市时已知的信息作出了更为有效的反映。

股市的价格或收益虽然不可预测，但收益的波动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预测性。波动性预测并不能像收益预测那样带来直接的盈利机会，但它对投资者判断市场风险状况从而更有效的进行资产定价、制定交易策略、构建投资组合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关于沪深股市的波动率预测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基于日数据的GARCH类模型、随机波动率(SV)模型等，而较少采用基于高频数据的预测模型，尤其是基于高频数据的神经网络等非线性波动率预测方面的研究更为少见。为此，本文试图进行这方面的尝试。通过沪深300指数高频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股市的波动率具有可预测性，我们模型的预测都能超越随机游走的结果；采用高频数据能显著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采用高频数据的模型明显优于采用日数据的模型，而且如人工神经网络等非线性模型的预测优于传统经典的线性模型。

在跨期资产定价模型中，风险与股票指数收益尚无定论，近来研究的争论集中于风险厌恶的周期性（顺周期或逆周期）。本文着重研究经济周期对风险厌恶和非对称波动的时变特征的影响，通过引入GARCH-M模型、马尔可夫转制模型和一般均衡资产定价模型，试图建立一个风险厌恶、股票价格非对称波动、经济周期的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厌恶是状态独立和顺周期的，同时发现股票市场的非对称波动在经济繁荣时期较弱。风险厌恶的顺周期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风险水平下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繁荣时期股票市场非对称波动的弱化。

本文将Kirman模型推广到了更一般的情形，对非线性从众行为机制进行了一些更深入的探索和讨论，通过将非线性从众模式与线性从众模式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发现了一些新的重要规律，得到了一些新的结果。首先，重点讨论了非线性从众转移概率与投资者数量及从众参考样本容量之间的关系、两类异质预期投资者信念扩散的均衡分布以及信念扩散过程的重要特征。然后，将非线性的从众转移概率模型嵌入到金融风险资产的定价模型之中，讨论了金融资产的均衡价格，并通过动态随机模拟仿真讨论了风险资产均衡价格的动态演化过程及特征，运用多种统计方法综合检验了资产价格投机泡沫发生的机率和强度。结果表明，在非线性从众模式下，资产价格投机泡沫发生的机率以及投机泡沫的强度要远远大于线性从众模式。本文不仅突出了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偏差与投机泡沫的形成和破灭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运用动态随机模拟仿真的方法获取了引发金融资产投机泡沫的一些重要行为参数、市场行为初值以及行为阈值。

根据奥尔森（Ohlson）1995年给出的RIV模型，公司股票市值等于帐面净值加上未来预期超常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对公司股票的估值只需预测其未来的盈利而不用考虑现金流和股息政策。我们发现该模型的成立是有条件的，通过研究不同的股息分配政策，利用会计理论模型，推导出了该模型的成立条件。我们的研究表明该模型在许多正常的经营情况下并不成立，因此股票定价模型并不能够回避掉未来现金流和股息的影响。

期权定价和保险精算本质上都是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或有索取权”的权利价值进行分析定价，这就为保险精算方法与期权定价模型在不确定条件下一般均衡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代表不确定性研究的这两个分支是平行的，很少尝试统一。本文在综述期权定价与保险精算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期权定价与保险精算本质上属于同一研究范式，保险精算有赖于未定权益定价理论的发展，未定权益定价理论也可以从保险精算领域汲取必要的营养。进而提出基于融合视角的现代保险精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利用现代保险精算方法推导出经典的期权定价模型，为保险精算与期权定价的融合和统一奠定理论基础。

商品期货的期限结构指的是商品期货的价格与不同到期期限的关系。由于期限结构综合了市场上所有能够获得的信息和操作者对将来的预期，因此，它更能够准确地为商品期货进行定价。本文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合约铜在2003年12月22日到2007年8月19日之间190个周数据样本，运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基于三个期限结构模型分别对我国铜商品期货的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双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适合我国铜商品期货期限结构，而单因素模型估计的误差较大，不适合我国铜商品期货期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