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漏损现象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长期存在，其引致的金融风险逐步累积，一旦引发系统性风险势必阻滞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步伐。文章基于2001-2012年间金融漏损的相关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视角下金融漏损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金融漏损的市场失灵因素主要是信贷资源错配下的低效率运营，政府的持续扩张行为是政府失灵引致金融漏损的主要原因；市场失灵引致的金融漏损不断下降，政府失灵下的金融漏损却不断上升。消除金融漏损应打破金融垄断，增强市场机制作用，并解决政府激励与约束的非均衡性，使政府恪守“守夜人”职能。

①长期以来，企业年金被视为国有企业的“富人俱乐部”，但一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②以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研究发现， ③依实际控制人划分，国有企业参保概率更高；依股权结构划分，有国有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国有股占比与参保概率正相关，国有股控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 ④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参保概率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⑤国有股权性质削弱了职工人数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⑥以上结论在控制了实际所得税率、劳动力密集程度、公司业绩、经营安全性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 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丰富了企业年金的相关研究，对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和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运用EGARCH模型首先考察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上10大基金重仓股之间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然后又运用EGARCH模型考察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10只随机选取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股票之间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发现前者的套期保值效果并不很理想，后者的效果更差。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实用的套期保值工具，应该借鉴海外市场的经验，在我国推出中小市值股票指数期货和其它行业股票指数期货。最后对政策构想中的“中小板综合指数期货”的套期保值效应进行了模拟实证检验，证明这种政策构想是值得付诸实践的。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年金的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参保率仅为8.04%，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补充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数据，从人力资源效应、节税效应和所有制效应等企业提供企业年金的激励因素着手，考察中国企业年金参保影响因素。首先进行单变量列联表分析，然后进行多变量Logit回归，结果显示：①人力资源效应得到验证，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称和职务与职工企业年金参保概率正相关；②节税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地方政府如果出台过比中央更优惠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该地职工参保概率反而更低。产业与参保概率无关，上市企业职工参保概率更高；③所有制效应得到验证，国有企业的参保概率更高；④控制变量中，地域与参保概率相关，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年龄与参保概率负相关。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户口、民族等与参保概率无关。这表明：①激励中国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主要市场因素是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源效应，企业借企业年金吸引、激励、保留员工；②主要非市场因素是所有制效应，国有企业借企业年金打破薪酬管制；③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显著。政府应考虑对企业年金覆盖率、缴费水平等进行更详尽的数量规制，并审慎考察税收优惠政策。

本文首次利用手工收集的493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基金样本，并综合使用基于CAPM和FF3的8种因子模型从基金个体、基金组合、基金经理以往职业经历（分为公募系、券商系和民间系）等角度考察阳光私募基金绩效。实证研究发现：阳光私募总体上跑赢市场；其中，公募系和券商系虽无择时能力，却具备优秀的选股能力；民间系具有一定的选股能力，但存在糟糕的择时行为。我们还发现基于FF3的因子模型解释能力更强，其中GII-FF3模型能更有效的识别基金的择时能力。

本文在标准的Philips 曲线设定下，通过扩展该模型实证考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作用。本文研究的样本所涵盖的是1993 年1 月至2012 年6 月的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在标准线性模型设定以及Markov 机制转换设定下考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动态变化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地影响着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而且个别类别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传递效应相对较高。

本文研究了用8个模型预测A股23个行业和市场收益率的问题，针对文献中常用的平方预测误差损失函数和R_OS^2统计量的不足构建了损失函数g(r_(t+1),r ?_(t+1) )和R_OS^ORDER统计量。R_OS^2统计量显示收益率不可预测而R_OS^ORDER统计量显示收益率可预测，我们进而研究了基于预测的行业轮动策略，结果支持使用损失函数g(r_(t+1),r ?_(t+1) )和R_OS^ORDER统计量评估预测。本文给出了不同预测模型的相对表现。

本文立足于承销商的角度，首次从“关系”视角实证研究了投行与上市公司之间 的“关系”在投行竞争公司再融资（SEO）承销业务中的影响，并进而深入探讨了“关系” 与“声誉”机制在影响SEO 承销竞争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结果发现，投行与上市公司“关 系”越紧密，即如果该投行是公司IPO 的承销商，或者在公司IPO 时的承销份额越高，或 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那么其越有可能获得公司SEO 的承销业务；然而，“声誉”会削弱 “关系”的影响，只有在投行声誉较弱的情况下，“关系”才能发挥作用。本文研究不仅提 供了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关系”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的证据，从而丰富了投行行为的研究内 容，而且开拓了“关系”与“声誉”机制交互研究的新领域。

传统文献认为只有绿地投资才能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贡献。本文使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东道国金融市场健全，制度环境稳定时，跨国并购可以通过“再投资”过程转化为东道国内源投资，从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同时还发现在发达国家，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内源投资，而在发展中国家，FDI与内源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没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