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

非金融企业是我国私募股权基金重要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LP）。本文利用清科数据库2000-2022年LP基金层面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企业LP与非企业LP、不同类型企业LP在投资行为与投资绩效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在投资行为方面，相比金融背景 LP，企业 LP 会联合更多的 LP 一起投资、更偏好 CVC 基金、合作的基金管理人（General Partner，GP）的经验相对不足，投资经验丰富的企业LP所合作的GP的经验更为丰富。而在投资绩效方面，企业 LP 的绩效显著低于金融背景和其他背景LP。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民营企业LP，国资企业LP更倾向于和国资企业LP、国资GP合作，且国资企业LP的投资绩效没有显著高于民营企业LP的绩效。而相比非高技术企业LP，高技术企业LP 更倾向于投资聚焦于本行业的基金，且高技术企业 LP 所投基金的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回报倍数显著高于非高技术企业LP，但高技术企业LP所投基金的退出比例和IPO比例较低。本文扩展了私募股权LP研究的视角，研究成果有助于GP和初创企业更好地了解企业LP的投资诉求，从而提升投融资效率，并为培育耐心资本提供理论依据。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列入“五篇大文章”之中。解决应收账款被占用导致的资金周转困难是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为了降低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提升动产可质押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搭建了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并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连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借助平台应收账款质押与融资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核心企业使用数字化系统直连后：（1）核心企业通过系统直连上传的应收账款数量和金额上升，且新接入的主要是规模小、利润率高、现金流压力大、债务负担重的中小微型供应商企业；（2）中小微企业供应商贷款笔数与贷款金额均显著上升，且贷款利率更低；（3）供应商与核心企业财务指标均显著改善。本文结论表明建设数据中心化的统一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为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在 U-test 非线性测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作用机制方面,当持股比例小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强化垄断效应,降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大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加强协同治理效应,以此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进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首次对我国 2019 年新证券法生效前的内幕交易案件进行了一个全面和深入的实证研究，并与境外法域进行比较，揭示我国内幕交易法律的执行情况。我国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持续加大，案件数量显著增长，以行政处罚为主，但 2008 年后刑事处罚逐渐增加。内幕交易变得更为隐蔽，体现在非传统类型的内幕人增多、内幕信息主要与并购相关、选择只交易且利用他人账户交易等。我国的内幕交易处罚类型与境外法域基本接轨，处罚强度甚至居于前列，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违法所得、社会影响、减轻处罚情节、是否使用他人账户等。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评价了 2019 年证券法相关修订，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投资者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评估如何影响资产价格一直是实证资产定价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指出新闻文本会改变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股价，但如何有效提取与宏观经济风险相关的文本叙事信息来解释或预测资产价格变动，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七家专业财经媒体的新闻报道数据，首次结合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BERT大语言模型来测度新闻叙事注意力信息，然后利用稀疏工具主成分（Sparse IPCA）估计影响基本面的状态变量和影响资产价格的叙事定价因子。基于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发现：第一，本文利用新闻文本估计的状态变量对于消费、产出、国债收益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这表明新闻叙事蕴含着影响经济运行的信息。第二，相比CAPM、三因子等基准模型，基于新闻文本构建的叙事因子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资产错误定价现象，并对未来资产价格的变化有更强的预测能力。第三，与基于关键词的文本分析方法（如LDA主题模型）相比，利用BERT提取文本信息可在保证因子模型简约性的基础上获得更优异的定价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解释资产横截面收益差异有新的启示，同时为应用大语言模型于经济金融学研究抛砖引玉。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在全球配置创新资源,并通过协同创新带动技术进步,这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科技创新交叉融合模式的重要路径之一。文章构建了创新活动突破企业边界的跨国并购理论模型,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并购促进了企业与其他研发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增加研发投入、外部拓展海外市场和建立战略共享渠道这三个途径得以实现。此外,跨国并购的协同创新效应会受到企业内部特征、外部环境和并购交易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战略来构建协同创新发展模式,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借助外循环来提升国内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要实现国内消费的长期增长,需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自 2001 年中央政府颁布“两为主”政策以来,流动儿童在父母流入城市的义务教育入学问题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异地中考和高考的问题日益突出,绝大多数省份的异地高考政策都要求随迁子女在当地拥有三年高中学籍,能否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是更为前置的问题。据此,文章试图从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的视角,基于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城市的随迁子女升学政策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制度性约束。结果显示,异地中考政策的限制造成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留居不消费”现象加剧,当子女年级越接近中考时,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越低,且这一抑制作用对中等学历、城镇户口、男孩家庭和流入超大、特大城市的家庭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异地中考政策主要通过降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期望和改变子女留守选择这两个机制来影响消费。综上,文章认为,应继续推进随迁子女升学政策的改革,进一步保障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激发流动人口消费的热情与活力,这对缓解经济下行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负面影响下的需求收缩,刺激城市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作用。

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 2003—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This article offer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philosophy in the realm of management studies. It conducts a critical review of research philosophy, encompassing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axiological dimensions, shedding light on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research. Traditional ontologic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realism, idealism, and pragmatism, are analyzed along with their influence on the field. Moreover, contemporary ontological debates are discussed, emphasizing their relevance to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article also delves into the role of epistemology in shaping research methodologies, examining positivism, interpretiv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as prominent frameworks. Emerging epistemological trends are explored, highlighting their impact on management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review, novel insights are presented, providing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development. Researchers are encouraged to embrace ethical pragmatism, dynamic reflexivity, and 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 which can lead to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daptable theori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calling for continued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research philosophy to shape the future of management research. It emphasizes the dynamic nature of research philosophy and its potential to drive positive change in the management field. [译]本文深入探讨了研究哲学在管理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文章对研究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综述，涵盖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并揭示了它们对管理研究的启示。文章分析了包括实在论、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内的传统本体论观点及其对该领域的影响，并讨论了当代本体论辩论，强调了它们与管理研究的关联性。此外，文章还深入探讨了认识论在塑造研究方法论方面的作用，审视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实在论等突出框架。文章还探讨了新兴的认识论趋势，强调了它们对管理研究的影响。在综述过程中，文章提出了新颖的观点，为未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文章鼓励研究者采纳伦理实用主义、动态反思性和认识论的多元主义，这有助于形成更全面和更具适应性的理论。文章最后呼吁继续探索和创新研究哲学，以塑造管理研究的未来。它强调了研究哲学的动态性质及其在管理领域推动积极变革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