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人民币和韩圆分别考察了不完全关闭NDF、关闭NDF、不完全开放NDF和开放NDF背景下SPOT、DF和NDF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信息流动特征，对不同开放背景下货币当局的政策效果和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DCC-GARCH的研究结果表明：开放NDF市场会促进SPOT、DF和NDF三个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但同时也意味着波动的相关性大大提高，且NDF市场通常为波动来源，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央行干预的有效性。在DF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关闭NDF市场，可能会有利于DF市场的发展，减少NDF在汇率定价中的影响力。

本文对人民币DF和NDF市场上不同期限的美元/人民币远期汇率定价偏差中所蕴含的信息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进行了多角度的分解和研究，发现样本期内的远期汇率定价偏差是结构突变的非平稳序列，美元/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上的利率平价并不成立，其定价偏差在本质上是市场预期的央行升贬值幅度与美元资产预期收益率的差异，决定远期汇率升贴水的不再是利率平价，而主要是预期和外汇风险溢酬。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美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的预期形成机制主要体现为推定预期，而且样本期内NDF定价偏差的变化对近期美元/人民币即期汇率变动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同时，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人民币的风险溢酬和系统性风险为正,而美元的系统性风险则是负的。

长期以来, 人们都认为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 即期货价格是未来现 货价格的无偏估计。本文分别对投资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的期货价格进行了分析, 从理论 上证明了期货价格不能作为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预期, 并讨论了期货价格与现在现货价格 以及未来现货价格的关系, 指出了在这些问题上长期存在的理论和实证误区。

　对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误区进行了分析与澄清,从理论上证明了在一般情况下期货价格不是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预期,更不能以此作为期货市场效率的检验标准.提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应界定为对同期现货价格的引领作用,认为期货市场效率包括定价效率与信息效率,只有一个定价有效的期货市场才能充分发挥其风险管理的功能. 在实证方面,提出了适合于检验期货与现货价格关系的三种检验模型,并根据上述结论分别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广义谱分析方法检验了1990 年9 月21 日至2007 年12 月20 日期间S&P500指数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定价效率、价格领先滞后关系和信息效率.

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在证券市场上是否应该允许卖空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卖空交易是否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甚至引发市场危机。因此本文选取了世界上37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作为研究对象，站在整个市场层面探讨了卖空机制对股指收益率偏度、波动性和市场崩溃概率等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虽然放开卖空限制将导致股指收益率向负向偏离，但却不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反而可以降低市场崩溃的概率。

金融资产价格信息含量的提炼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金融学研究领域。其力求以最少的假定，从各种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中准确提炼出市场对各种风险和价格走向的预期，把市场价格准确“翻译”成人们易于理解的形式，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本文对不同的资产价格可能蕴含的信息及其提炼方法进行了阐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指引。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我国18个城市1186家中小企业的样本调查数据，对我国银企关系和中小企业成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小企业建立关系银行数量越多，维持银行关系时间较长，对企业成长均有负面影响。但是，中小企业与银行建立实质性融资合作关系越深，越能够促进企业的成长，并特别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弱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群体中体现。本文为中小企业银行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揭示了中小企业培育银企关系的应用价值。

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和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影响我国企业贷款数量和贷 款期限的重要因素，但都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对企业贷款方式的影响差异。本文以我国2001 －2005 年所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债权人保护在不同所有制和政府 干预程度下，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确实获得了较非 国有上市公司更多的信用贷款；债权人权利保护得越好，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但国 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获得银行长期信用贷款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且在政府干 预严重的地区，即使是国有上市公司，伴随债权人权利受到的法律保护改善，企业也较难获 得更多的信用贷款。

信用风险积聚是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银行业2002 年至2006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资银 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时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与其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由 于“少数股权”的限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未真正改变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不良贷款“双降”主要 得益于大规模财务重组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和强劲的经济增长。

：由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清算威胁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理负面影响较小且可置信度低，因而大股东不会将抑制经理层过度投资的任务完全交给产品市场竞争来完成，而是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大股东将自我约束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增加持股比例，加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从而有效地抑制经理层的过度投资。以2000-2006年间沪深工业类301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分析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