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推进这一战略则需打破市场准入管制壁垒。文章利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 2013—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打破地方行政垄断壁垒和强化产品市场竞争激励”的产品竞争机制以及“减少政府要素配置干预和缓解要素市场错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机制而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发了企业创新策略的积极调整,具体表现为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效率以及追求高质量创新,而较高的创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加剧下取得良好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创新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地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运营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协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的政策参考。

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 2003—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

股权激励会影响高管的环保态度,而高管环保态度与动机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环境治理投入选择。文章基于 2009—2020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高污染企业的财务数据,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关系,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影响环境治理投入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会抑制企业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其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提高企业环保积极性,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运营效率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是高管股权激励抑制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重要机制；环境规制、市场竞争、媒体压力和分析师关注等具有调节效应,均能够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的负向关系,促进高管股权激励与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正向关系。文章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治理和运营机制优化以及决策部门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经验证据。

国有股权对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使用2013-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交叠双重差分估计方法，本文探讨了国有注资所带来的国有股权对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注资能够提高企业的ESG表现，且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内部治理水平等方式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注资后成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和面临较大市值压力的企业来说，国有注资对ESG表现的正向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为有关国有股权与非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还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双碳目标”的推进提供了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本文基于2015年我国关于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探究医药领域制度改革对于医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药审改革大幅缩短了创新药的审评时长，显著提升了医药领域的创新质量，同时激励医药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药的研发，探索崭新的技术领域，并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市场化程度更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更高的企业，药审改革提升医药创新质量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医药产业由仿制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以及国产创新药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在中国股票市场中，针对上市公司公告文本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机器学习方法进行信息提取，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告信息与资产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渠道。本文首先依据监督式训练方法构造了基于公告的文本情感词典，并以此为基础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公告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其次，本文探究了公告效应的预测来源，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基于机器学习的公告文本情感倾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股票收益，在全样本中多空投资组合的平均年化收益达到了 20.04%。公告效应在小规模、成长型公司中溢价显著；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公告效应更显著。在对公告效应的来源分析中，本文发现金融机构关注度和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公告效应相对较弱，而散户投资者的关注度会加强公告效应。

劳动力供给的持续下降和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给基本养老保险带来了更大的运行压力。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两种养老制度具有完全不同的给付方式,二者对员工退休意愿的差异化作用及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将直接关系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基于世代交叠模型（OLG）理论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养老金给付方式下员工的退休决策,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提前退休意愿,参加企业年金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延迟退休意愿,但同时参加两项养老保险的员工退休意愿不显著。受企业年金异质性作用的主导,参加两类养老保险项目对不同特征员工退休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女性、无职称、无资格认证和非高等学历人员,企业年金的延迟退休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员工退休时间越晚,个人基本养老保险财富金额会越少,同时继续工作还会损害健康,耗费更高的医疗成本,致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员工会产生提前退休意愿；企业年金财富随退休时间的延长而逐渐积累,当延迟退休所带来的企业年金财富收益引致养老金总体财富增加时,员工就会产生延迟退休意愿。因此,政府通过优化企业年金减少延迟退休阻力的方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文章的结论为中国通过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延迟退休制度、提升养老金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