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11年相关数据，验证了两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其显著抑制了小规模、弱担保能力公司的过度投资；但并未发现国有化程度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认识。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加深，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关系愈加紧密。本文首次从投资者异质性和外汇干预的角度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结果显示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具有是时变性，且投资者异质性是导致时变性的重要因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采用SV-TVP-SVAR模型，利用2005年汇改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股价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地时变性；汇率变动与股价波动之间不一定存在汇率升值——股价上涨的同期关系，但对于我国而言，2009年之前存在人民币升值——股价上涨的联动效应，但2009年之后却出现人民币升值——股价下跌的联动效应。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 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1-2007 年的相关数据， 验证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 业所受到的冲击。 笔者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 紧缩货币政策 显著抑制了小规模、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过度投资；却未发现国有化比率低的公司过度投资 受到抑制的证据，对民营企业的融资 “歧视”并不存在。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 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

货币政策的变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从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相关数据，实证验证了紧缩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笔者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紧缩货币政策显著抑制了小规模、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过度投资；却未发现国有化比率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

基于股票市场异质性这一假设前提，即股票的价格行为受市场中不同投资时间尺度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所影响，因此也具有时间多尺度特征。首先应用小波变换将上证综合指数进行多尺度分解，得到指数在各时间尺度上的波动部分；其次在各个时间尺度上，分别对波动部分建立GARCH模型，并计算VaR；最后分析结果表明，多尺度VaR不仅很好地描述不同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而且还有助于证明股票市场异质性假设的合理性和市场有效性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差异。

本文构建了基于投资者异质性假定的股市泡沫模型，将投资者区分为“信息 观察者”和“惯性交易者”，并根据这两类投资者的相对势力变化来界定股市泡沫的“生长” 与“破灭”。基于此模型，本文根据我国 1998 年至 2009 年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股 市投资者异质性的演化特征，据此判断我国股市泡沫的“生长”与“破灭”的交替变化过程， 同时还检验了股市泡沫对投资者异质性变化的动态影响。进而，本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因素 纳入实证框架，通过研究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对投资者的异质性特征变化的影响，来考察各 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股市泡沫演变的效应。研究发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和利率等 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对于控制股市泡沫的“生长”，最为有效且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是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速，而且愈早干预，效果愈显著。而利率工具对我国股市泡沫的干预基 本无效。

本文从外汇市场异质性交易者的假设出发，从理论上研究中间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合意波动区间。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区间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中间陷阱”的不稳定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外汇市场的投机势力对汇率走势的作用过大，由此当经济冲击发生时，经济体的“市场效应”与“自我调节效应”的方向相反，且无法被“自我调节效应”抵消，从而导致经济体无法向均衡状态回复。各国应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及外汇市场的投机者比例选择合意的汇率波动区间。本文还提出了识别一国汇率波动区间“中间陷阱”的简洁的实证检验方法。进而实证检验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处于哪个区间，发现其正处于“中间陷阱”，并不是合意的波动区间，因此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是我国汇率政策选择和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许多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反向策略在短期内获利性较为显著，而动量策略在 长期内可以获得超额收益，即中国股市具有短期反应过度和长期反应不足的双重特征。这一 现象不仅动摇了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而且对现有的行为定价理论模型构成了强有力的 挑战。本文尝试从投资者情绪和投资者异质性两个角度对这一异象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在 投资者情绪高涨（或低落）阶段，市场更容易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对于不同类型的投 资者，他们的信息反应模式又是完全不同的，并各自主导了市场在短期内和在长期内的整体 表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随着投资者情绪状态的转变，不同类型投资者的信息反应模式进 一步分化，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行为特征，而这也为在市场非理性反应上，中国股市所呈现出 的有别于西方成熟市场的特征提供了很好的阐释。

本文结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具体实际，构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收入风险和财富目标的消费函数,根据我国城镇从2002年到2008年31个省直辖市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面板数据，建立带有个体效应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而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估计上使得参数有效且一致。结论有，第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第二，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0.7786；第三，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第四，每个地区的个体效应差异较大，而且西部省份的个体效应较大。分地区来看，第一，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比上海的0.3071、河南的0.2127和四川的0.3512都要低很多，这不仅说明了全国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很少依赖于上一期的消费，而且说明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习惯有很多差异，呈现了区域的异质性；第二，全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 0.7786，比上海的0.6904、河南的0.7146和四川的0.5624要高很多，说明其当期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当期的消费。第三，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比上海的-0.0319（取绝对值）高一些，但是比四川的-0.0674、河南的-0.0750都要低，这不仅说明了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弹性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呈现下降趋势，也说明了区域预防性储蓄的异质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的风险越大，他们的消费就越谨慎。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消费习惯是消费函数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消费习惯对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过剩没有在中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有一定解释力，这些都很好地符合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