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国公司治理监管机构都实施一致的董事会结构要求，然而面对公司性质及其经营环境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是否存在最优董事会是近年来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CEO寻租空间和影响力、监督成本、公司复杂性等为影响要素构建最优董事会抉择模型，研究发现：（1）CEO寻租空间对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有正向积极影响；（2）监督成本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负相关；（3）从董事会边际治理成本角度，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进一步采用1999-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支持在一定监管规则下，治理成本使得独立董事与董事会规模的替代性假说存在；尤其我国董事会内生性特点突出，但由于经营复杂性，统一的独立董事制度导致的治理成本使得部分董事会执行效率较低。由此，建议监管机构从公司治理执行效果出发，考虑最优董事会的相机抉择行为，采用柔性化的监管条规，以提高公司治理绩效。

持续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是当前影响汇率改革和金融稳定的一个难题,因而，深入研究我国外汇市场参与者的汇率预期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采用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的汇率预期数据，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特征，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人民币汇率预期是非理性的，70%以上的机构采用外推预期模型预测汇率，50%的机构能够根据自适应性模型修正以往的预测错误，而采用回归预期模型的机构比例较低，为30%左右，说明大多数金融机构预测汇率走势时主要参考汇率的历史走势。因此，本文认为从管理预期的角度出发，央行应减缓汇率升值速度，同时应关注汇率预期的异质性及其变化。

本文从交易者预期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微观假定入手，考察交易者异质性预期和其交易行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央行干预的相应影响效力，为理解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理提供进一步的依据。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预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2006年7月之前，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是在基本面分析者的主导作用下汇率向经济基本面回归的结果，而2006年7月至2008年9月期间，则归咎于技术分析者的强烈升值预期的推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者主要为基本面分析者。进而，结果表明，央行干预对市场参与者存在以下影响：一方面，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将会提高技术分析者保持原来特征的概率，从而提高技术分析者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将会降低基本面分析者对人民币汇率向基本面水平回归的预期程度。据此，本文认为，从市场机理的角度来看，汇改后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及其所导致的外汇市场中持有不断加强升值预期的技术分析者占主导地位等因素是推动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扩大的重要原因。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通过 Fama-French 三因素模型估计股票的特异性波 动率，并采用 GARCH、EGARCH、ARIMA 等模型估计特异性波动率的预期值，利用 Fama-MacBeth两步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分析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 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特异性波动率之谜”是否存在。我们发现，在我国股票特异性 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 是因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严格的卖空限制，在卖空限制和投资者异质性的共同作用下，资产 价格会被高估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率，造成了我国市场上的特异性波动率之谜。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通过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估计股票的特异性波动率，并采用GARCH、EGARCH、ARIMA等模型估计特异性波动率的预期值，利用Fama-MacBeth两步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分析法对我国股票市场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特异性波动率之谜”是否存在。我们发现，在我国股票特异性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在控制了表征异质信念的换手率后，这种负相关关系消失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严格的卖空限制，在卖空限制和投资者异质性的共同作用下，资产价格会被高估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率，造成了我国市场上的特异性波动率之谜。

本文在总结利率政策调控效果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市场态势（牛市和 熊市）下投资者会产生异质性预期，且对股票市场的短期价格波动产生决定性影响。通过理 论推导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由于市场态势不同导致的投资者异质性预期的确存在，并对货 币政策效果产生显著影响：牛市中投资者的预期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同向加强：提高利率反而 导致股价加速上升，降息反而在短期导致股价下跌；熊市中投资者预期则表现出政策依赖： 加息加强悲观预期导致股价加速下跌，降息则缓解股价下跌。因此建议使用利率政策调控经 济时，一定要考虑不同市场态势下投资者的预期在调控传导机制中所起的作用，根据不同的 市场态势选用适当的调控逻辑和政策手段。

本文构建了基于投资者异质性假定的股市价格模型，将投资者区分为基本面分析者和技术分析者，并根据这两类投资者的相对势力变化来界定股市泡沫的“生长”与“破灭”。基于此模型，本文根据我国1998年至2009年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股市投资者异质性的演化特征，据此判断我国股市泡沫的“生长”与“破灭”的交替变化过程，同时还检验了股市泡沫对投资者异质性变化的动态影响。进而，本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因素纳入实证框架，通过研究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对投资者的异质性特征变化的影响，来考察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股市泡沫演变的效应。研究发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和利率等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对于控制股市泡沫的“生长”，最为有效且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是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速，而且愈早干预，效果愈显著。而利率工具对我国股市泡沫的干预基本无效。

本文从外汇市场经济主体异质性预期的假设出发，运用行为经济学中的前 景理论和学习认知原理，对市场经济主体基于风险调整后的利润不断重新选择其汇率 预测方式及外汇资产选择行为对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过程进行研究，并且考虑到我国 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强调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在汇率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从而构 建了一个具有明确微观基础、更加符合现实的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模 型。利用该模型，本文较好地拟合了2007 年10 月至2008 年9 月期间人民币名义汇率 的走势。

本文将股权结构内生化，在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来考察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沪深两市1997—2005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总体上呈一种显著的正向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其绩效越好；但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存在明显的差别。

本文以2000至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中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为研究切入点，考察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信息反应模式及其对股票收益的时间可预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相对理性，而个体投资者更为强烈的反应过度将整个市场推向过度反应的非理性状态；在中长期内，个人投资者逐渐走向理性，而机构投资者由于对新信息存在一个反馈调整的渐近过程，在其主导下，市场整体表现出反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