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IPO资金对公司运营绩效和公司 市值的影响。研究发现IPO资金大部分在上市后第一年被用于长期投资，而非日常的生产 经营，在随后的两年企业甚至减少生产经营的资金投入而继续进行资本性投资。这种资金 使用策略导致了上市后企业经营绩效的不断下滑与恶化。不同于上市前企业将资金主要投 入到生产经营中，投资的高回报和对公司市值的提升引诱IPO企业将资金重点运用于资本 运作，但效果并不理想。

本文通过对 200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IPO 前后的经营业绩分析，研究外部 IPO 融资对上市公司内生经营绩效的影响，利用回归模型来分析 IPO 在多大程度上分别对五 个经营绩效指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公司在上市后的第一年主要利用 IPO 资金来调 节公司的债务水平，而在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并非 IPO 融资所贡献，且这些经营指标的 增长并未实现公司总体运营绩效的同步提升。IPO 对企业的收入和净利润相关的运营绩效 影响甚微，虽不同行业和省份的企业表现略有差异，说明大部分的上市企业未能有效利用 IPO 资金来提升其经营绩效。

基于分析师个体层面的盈利预测数据和 Baker(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 到未来 6 个月。在中长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反而得到了提高，这一效应与不确定性的 OHA 效应相一致。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即使分析师出于“保守主义”更谨慎地进行 负向的盈利预测修正，但仍然会低估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导致预测乐观偏差。此外， 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越高，分析师对所预测企业的盈余预测精确度越低，这种 敏感度的差异与企业的资产可逆性和抗风险能力相关。而分析师的相对信息优势能有效缓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本文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角度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年老的个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作用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之后，如何“识才”、“用才”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本文手工整理2002-2015年共计3730位公司CEO的详细个人简历信息，构建高管“通才指数”，研究CEO通才指数如何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及并购绩效。研究发现：（1）相比单纯职业经历的CEO（专才型CEO）而言，复合职业经历的CEO（通才型CEO）更擅长主导并购活动——通才型CEO发起的并购活动更为频繁，该结论在通过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模型、PSM样本回归、考察CEO变更事件、通才指数的不同构建方法、控制CEO天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通才型CEO所开展的跨行业和跨地域并购更为频繁，且更多地涉及其过去任职过的行业或地域。（3）通才型CEO主导的并购活动可以获得更好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绩效，这主要源自通才型CEO在并购完成后吸纳了更多的金融机构股东、强化了银企关系并聘用了更多具有政治关系的独立董事。进一步研究发现：通才型CEO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偏好，促使其敢于发起包括企业并购在内的高风险决策。这些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高管个人工作经历如何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选才、用才，以提高企业并购效率、促进企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模块化及其创新是导致信息产业竞争激烈的根本原因，高强度竞争迫使企业采取兼并战略。基于模块化特征，本文建立模块化产品市场竞争模型和强强企业兼并与弱弱企业兼并之间的兼并期权博弈模型，研究模块创新对并购决策的影响和并购浪潮产生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模块化产品创新的持续性导致模块化产业并购频发，而模块化系统中重要模块的技术进步周期是导致模块化产业并购浪潮发生的重要原因。本文研究结论从技术层面为第五、六次并购浪潮中IT产业并购的集中爆发提供了合理解释。

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影响信用评级，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发行资格与融资成本，故发债公司存在基于评级的风险承担策略调整动机。本文考察发债公司获得首次评级前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情况，并检验风险承担水平对首次信用评级的影响及其市场反应。实证结果发现：在获得首次信用评级前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持续下降，而后缓慢回升，公司存在针对性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以迎合评级需求的行为；风险承担水平与主体信用评级显著负相关；通过信用评级的中介效应，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公司通过针对性地调整风险承担水平可获取较为理想的主体信用评级，并获得融资成本的有效节约。

合理的股权结构设计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本文基于公平竞争视角，分析国有资本转让国有股权吸引民营竞争企业参股时，民营企业的知识转移激励如何影响最优股权结构（即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民营企业占股比例）。研究发现，两家企业同质产品竞争时，若国有资本只考虑社会福利，则当知识价值很高或很低时，不混改是国有资本的最优选择。只有当知识价值处于中等水平时，混改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即使当知识价值很低时，混改也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随着产品差异程度的提升，即使当知识价值很高时，混改也优于不混改，且最优股权结构可激励知识转移。此外，随着国有资本更加重视利润目标，则混改优于不混改，但最优股权结构是否可以激励知识转移取决于利润权重大小和知识价值。多数情况下，最优股权结构下的混改会带来消费者福利损失，但当产品差异程度足够大且知识价值足够高时混改可以提升消费者福利。本文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知识价值对最优混改股权结构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对进一步推进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中小微民营企业遭遇了银行业来自公有制和市场的双重信贷配给约束，出现了明显的二次信贷现象。融资相对容易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低利率借款，然后高利率转贷给遭遇银行信贷配给约束的中小微企业以赚取利差，从事实质性的信用中介活动。本文依据传统“融资优序”理论与信贷配给理论，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Borrow to Lend）影子银行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及大型民企存在明显的二次信贷活动，且公司个体及所在行业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与二次信贷活动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本文运用M2增速的外生增长部分作为货币政策松紧的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二次信贷活动与货币政策松紧同向变动，验证了信贷调控的货币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有影响。本文提供了企业信用中介活动顺信贷周期特点的新证据，对于推动信贷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有较强政策意义。

优胜劣汰的高质量的股票市场是金融服务经济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本文使用90多个财务特征指标“大数据”和多种机器学习方法提取基本面信息，对上市公司质量进行评价并构建基本面综合质量指数，研究基本面质量与股价表现的关联关系。研究分析，上市公司基本面综合质量指数对股价表现具有显著为正的预测能力。其中，由偏最小二乘法构建的质量指数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的预测能力最强，年化收益接近38%，且CAPM、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型对此无解释能力。我们还进一步从行为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视角探索公司质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机制，发现市场情绪、有限套利、公司投资决策和经济周期都有助于深入理解上市公司质量溢价现象。本文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已经稳步提高，进入了“优胜劣汰”和价值投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