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已成为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建议成立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以集中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本文还重点讨论了中小企业融资市场的监管问题，通过数学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说明了公司控制人存在侵犯普通投资者利益问题。通过对公司控制人行为特征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对资本市场监管的建议。

根据"法与金融"理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赴中国香港跨地上市后返回中国大陆发行A 股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其是否因受制于更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而具有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结果表明，在A 股市场仁，赴港跨地上市公司比其他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低，跨地上市对权益资本成本具有降低作用，且这种降低作用与香港较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有关。

本文目的是研究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近些年的公司治理文献中，“隧道效应”，即公司控股股东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以自利，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模型，考察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机制——内部股权结构与外部法律和监管——对该效应的抑制，并分析了它们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最后利用我国11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模型的预测。实证表明，好的投资者保护和适当的股权结构都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

本文基于一个构造的一各地区2001-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该指标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更显著。我们还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的关系，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并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2004-2006年发生的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事件为研究对象，以股权分置改革（股改）为背景，研究这些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状况。控制权转移公司和未转移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不存在显著差异，控制权转移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不稳定；股权分置改革促进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契约理论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有较好的解释，制度设计是提高公司透明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总体上不高，需要加强投资者保护

企业控制权协议转让是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最为主要的方式，这种直接的交易方式是否可以使企业控制权资源转移到更为有效的控制者手中呢？本文分析认为：在投资者保护不足的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协议转让中存在较多的无效率交易；并且，协议转让的股权比例越低，产生无效率交易的可能性越大。本文以 2000-2003年期间发生控制权协议转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统计检验，实证结果支持上述关于控制权协议转让效率的推断。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得企业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目标经常不一致，从而管理者行为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发生偏离。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途径控制管理者的行为，以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就成为现代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将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论证以下基本假说：1.适当的所有权结构对管理者行为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尤其是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起到监督管理者、减少代理成本的作用；2.法律制度对投资者较强的保护（本文主要研究对股东的保护）可以控制管理者行为的偏离，从而增加企业价值；3.所有权结构与法律保护可以共同作用于管理者的行为控制，投资者保护越强，大股东在既定的监督成本下进行监督的收益就越多，从而愿意增加其持股份额并进行更多的监督。4.所有权结构对管理者的控制作用受到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当投资者保护增强时，大股东持股量每增加1单位所能带来的管理者侵占股东权益的量逐渐减少，企业价值的量逐渐增加，即大股东的持股量每增加1单位所能产生的对管理者行为的控制作用随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增强而递增。

本文以浙江省上市公司为例，就独立董事和投资者利益保护做了研究。研究表明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素质有助于投资者利益保护，但是履职制度保障的缺失降低了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效果，加强独立董事履职保障制度建设是必要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对投资者保护具有负面影响，目前由上市公司向独立董事支付薪酬的做法是不妥当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就该问题监事会并不会和独立董事制度产生冲突，但是控股股东持有过大比例的股权是对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关键制约因素。

本文将股权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建立了在投资者保护程度不同的条件下，股权结构分别对公司绩效和代理成本影响的模型，并以2000年深、沪6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当投资者保护增强时，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力度降低；当投资者保护减弱时，情况则相反。这表明大股东的存在可以作为投资者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鉴于此，国有股减持的改革不能盲目进行，而应以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前提，同时应积极培育具有监督作用的大股东。

以往企业财务预警研究，主要是在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基于财务指标建立模型，以此预测企业财务状况。本研究认为，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基于财务指标的分析，虽然能够给出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但却难以给出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深层次解释，特别地，对于企业财务困境早期预警具有较大局限性。本研究在基于财务指标分析基础上，引入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代理成本等因素，综合分析中国上市公司ST的深层次原因，由此，比较分析基于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及综合指标的预测模型的有效性，进而，为中国上市公司避免、摆脱ST困境，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