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抵押贷款是银行一项重要业务和资产。随着利率的波动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借款人有可能提前还款从而影响银行的收益。准确地度量提前还款给银行带来的损失有助于商业银行更好地管理这类经营风险。因而本文将根据金融学和数学的相关理论，建立离散情形的随机利率条件下提前还贷的损益数学模型，并给出其简单连续化模型，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提前还贷应缴纳补偿金，并进行相应的数据验证。

本文从我国银行贷款传导渠道的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建立SVAR模型考察了紧缩性政策影响下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业配置行为。研究表明，当人民银行上调政策利率之后，银行会根据不同借款主体的可抵押品价值高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违约风险预期，并将信贷资金配置到抵押品价值较高的工业和商业贷款，同时减少了抵押品价值较低的农业贷款。这也就意味着，紧缩性政策的操作会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决定了银行信贷资金行业配置行为，并可能影响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本文以企业金融成长周期模型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对吴江和常熟中小企业的 实地抽样调查数据，以美国中小企业为参照，揭示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小企业不同成长阶 段融资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基本符合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但初创期和成长期信贷约束严厉，且固定资产贷款约束尤为严厉。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 信贷约束的外部制约因素主要是国家信贷政策和担保难；中小企业资信、盈利能力、负债水 平和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多少是影响企业信贷获得能力的主要内因，企业规模和年龄也有 影响，而企业组织形式和直接融资成本对贷款获得影响不明显。

本课题运用某国有银行省分行的企业借款信息，采用线性概率模型和非线性Logit 模型，运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研究了在银行信贷管理中抵押的作用。我们发 现，抵押对贷款违约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抵押对利率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们的结 果支持道德风险模型的预测，即差客户提供抵押，利率的风险溢价也较高；差客户违约率就 较高。因此，在我国的信贷市场上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是贷款合约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对于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培育了过度的自由市场环境，推动次级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蓬勃发展。对市场监管的放任主义导致了市场过度，允许市场参与者疯狂、轻率地投资于那些“创新、未经考验和无管制的产品”。对冲基金主要是为了迎合机构投资者与高净值个人而被组建起来的有限合伙或类似实体，不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并不需提供定期报告。在美国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期间，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行业得到蓬勃发展，成为了金融领域的一个主要部分。对冲基金行业通过杠杆作用，操控大量的资产，积极地投资于外国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源于房地产泡沫的信用违约互换，其激进的投资策略使次级贷款和证券化恶化。

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Pavlov 和Wachter 清晰地阐述 了商业银行对抵押贷款看跌期权内在价值的低估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使其脱离基础价值，即 产生泡沫。但是其假设条件缺乏一般性，并且没有考虑开放条件下的汇率风险。本文在对其 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并添加汇率因素的基础上，对PW 模型进行扩展，从而得出开放条件下 商业银行最优化行为与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相关分析模型。最后，采用我国2005 年7 月至2008 年9 月的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基本证实了模型的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利差和汇率负相关， 与存款利率正相关。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学术界对主流CDO定价模型的反思。本文认为标准的CDO定价模型既无法准确评估标的资产池的风险，又未能考虑突发性系统性冲击、债务人信用品质变化对资产池损失的影响。为此，本文在因子Copula模型的框架内考虑相互关联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因素对CDO定价关键参数（违约概率、违约相关性、违约损失率）的影响，提出了CDO定价的风险整合模型。同时，通过Copula—Garch模型引入风险驱动因子的时序特征，对静态整合模型进行了动态扩展。实证结果表明，相比整合模型，标准模型极大地低估了高级分券的价格。对风险驱动因子假设的不同是造成二者差异的主要原因。

对于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有逆向选择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及信号显示等理论进行解释。逆向选择模型认为，商业银行事前不知道借款人的风险类型，抵押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来显示借款人的类型，高质量的借款人通过抵押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低质量的借款人以较高的利率获得贷款，不提供抵押品。道德风险模型认为，银行事前知道借款人的风险类型，但银行在借款人获得贷款后无法监督其行为，高质量的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低，低质量的借款人必须提供抵押品才能获得贷款，结果，抵押贷款利率更高，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不低于信用贷款的违约率。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道德风险模型预测的信贷市场均衡与信贷市场真实的均衡更一致，信用贷款的利率更低，而抵押贷款的利率更高，而且抵押贷款的事后违约率高于信用贷款的违约率，即银行主要面对事后信息不对称，而不是事前信息不对称。

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能影响贷款的违约风险暴露和违约损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贷款的损失预期，进而影响到贷款的定价策略和最终价格形成。本文基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就CRM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理论与现实通常是背离的：（1）信用贷款与非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通常还低于非信用贷款；（2）在担保、质押、抵押三种CRM工具中，只有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CRM工具在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反映；（3）在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4）在2004年以后，城商行等的风险溢价较之以前显著提高了，但这更多体现了其对县域（或区域）金融垄断性的提高和垄断租金的获得，并非意味着城商行等对CRM工具的风险敏感性有了实质性提高，或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增强了。

本文采用问卷研究方法对大苏州地区的台资企业进行了关于融资行为的问卷调查，获取了第一手的台资企业（研究样本）财务资料。进而，本文基于所获得的调查数据上对台资企业的资本结构、融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台资企业的负债融资主要是依靠经营性负债和（或）短期性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比率并不高，且借款形式以短期借款为主；台资企业的融资偏好特征符合优序融资理论，而不符合权衡理论，尤其是，台资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所考虑因素的重要性依次排名（前四位）为：投资项目、财务宽松（或破产风险）、资金成本、股东控制权，与优序融资理论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另外，基于实证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台资企业的盈利性是唯一显著地影响他们偏好内部资金的因素，而当他们在外部融资时，企业的规模和所持有的可抵押资产等两因素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对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