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一直以具有较好的选股能力立足于资本市场。本文利用2004-2007 年深交 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息透明度角度检验机构投资者的选股能力。实证研究发现：与预 期一样，在信息透明度评级较高的公司，机构持股比例会较高和持股机构数目会较多，短线 机构持股比例会较高；在信息透明度评级上升的公司，机构会调高持股比例和增加机构数目， 短线机构会调高持股比例，长线机构投资者并不会基于信息透明度评级的变化调节其持股比 例；与预期相反，在信息透明度评级较高的公司长线机构持股比例会较高。因此，提高公司 持股机构化的同时拓宽机构投资者信息获取通道是当务之急。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管理层行为偏好会影响企业的融资结构，首先，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关联机制，在实证方面，我们选择2004到2009年127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管理层激励和资本结构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研究结论是：企业资本结构具有自相关特征；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务融资；管理层权力、持股比例并不能解释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国有股比例，总经理的外部聘请不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

在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面临着重新选择持股比例和利益侵占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大股东在不同持股比例下如何调整利益侵占行为，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建立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的利益函数，得出以下推论：（1）控制权转移后，对于经营绩效低下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U型的关系；（2）控制权转移以后，对于经营绩效改善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N型的关系。最后，本文选取2001—2007年通过股权协议转让的方式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检验样本，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推论。

本文使用2003-2009年数据对全流通前后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与企业业绩关系进行考察，得到以下发现：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进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全流通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全流通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大股东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改善明显；尽管全流通后流通股股权制衡度提升明显，但流通股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却未得到体现，甚至有恶化趋势。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2005 和2006 年数据，研究了大股东控制 下的R&D 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关联性，本文重点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属性和股权 制衡度对R&D 投入与市场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 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 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3）产权属性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负向调节 作用，但不显著；（4）股权制衡度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 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 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对于国有制造业上 市公司来说，R&D 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证券分析师作为证券市场的信息中介,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本文研究样本选取2006-2008年上市公司和证券分析师相关数据，分析牛 熊市场转换中的分析师的跟进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对股票的跟进行为与 上市公司特征关系密切。对于上市公司财务特征，分析师们关注成长能力和盈利 能力，不关注偿债能力和收入质量。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分析师跟进人数越 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好，则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对于上市公司的其他特 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基金持股比例越高、上市时间越短、公司不确定性低 （停牌次数少），则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并且由于市场由牛转熊的变化导致分 析师对公司财务特征关注程度发生了变化。

本文研究风险投资机构背景对于投资策略、公司IPO 抑价、股票市场回报率以及公 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和民营背景风险投资机构，外资背景和混合型背景风 险投资机构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投资策略；从所投资的公司来看，相对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支 持的公司，外资和混合型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IPO 抑价率较低，股票市场异常回报率 较高，民营背景投资的与政府背景投资的无显著差异，而且只要有外资背景参与投资的公司 相对于那些没有外资背景参与投资的公司IPO 抑价率更低，回报率更高；从公司治理的角 度来看，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参与支持的公司有较大的董事会规模、较低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较高比例的专业化董事。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边际递减效应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高管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作用逻辑，而后选择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具体讨论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发现并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出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