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交易与盈余预测误差的关系，进而，鉴于有效 地公司治理能够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约束内部人自利行为，本文还分析了公司治理对内部 人交易与盈余预测误差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针对管理层增持，公司偏好盈余预测 低估；针对管理层及大股东减持，公司偏好盈余预测高估。此外，公司治理能够显著影响内 部人交易与管理者盈余预测误差的敏感性，即针对管理层交易，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交易本公司股份比例越高，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基 于管理层增持、减持的公司盈余预测低估、高估偏好显著增强；针对大股东交易，当董事长 或总经理来自交易大股东单位及其在交易大股东单位领取薪酬时，当交易性大股东中包含控 股股东时，以及交易性大股东之间制衡度较低时，基于大股东减持的公司盈余预测高估偏好 显著增强；当非交易性大股东对交易性大股东制衡度较高时，基于大股东减持的公司盈余预 测高估偏好显著降低。

控制权的界定和度量一直是困扰公司治理领域的重大难题，完全控制、绝对控制、通过金字塔等手段控制、相对控制、管理层控制的传统分类方法，单纯以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标准，忽略了其余股份的持股差异，即持股结构的影响。考虑持股结构的概率投票模型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缺陷，但由于该方法刚刚兴起，其理论基础尚不完备。本文在三种决议机制下，考虑到股东出席会议的状况，对此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结果显示，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惟一途径，还受持股结构、决议机制、股东出席会议和投票状况的影响。最后，对1519家国内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状况进行了分析，完全控股和绝对控股两种类型的第一大股东均掌握控制权，但对其他三种类型的公司，根据控制度法和控制源法的分类是有差异的：相对控股并不一定意味着掌握控制权，分散持股和管理层控制也并不一定说明第一大股东丧失控制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 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 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 (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 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 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 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 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 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

本文以2005-2006年沪深两市发生重组并购事件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以其并购正式公告发布前的相关澄清公告的发布特征为切入，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其澄清公告的发布及其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对最大股东的制衡、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规模等企业治理特征，对公司大股东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当企业内幕信息泄露之后，面对公众质询，第一大股东是选择如实披露还是撒谎，这些治理结构特征却难以发挥作用，而基本决定于第一大股东对其行为后果的利益考量，其持股比例越高，则越倾向于如实披露公司信息。结果进一步提示：对公司大股东行为的研究，不应仅仅着眼于它的持股比例，更重要的还应着眼于对其相关约束机制的考察。

随着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日益凸显。论文运用OLS检验了在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中影响证券分析师跟进数量的决定因素,研究了公司规模、业务复杂度、投资风险、股权结构和投资者关系等特征是如何影响中国分析师做出是否跟进的决策的。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运用计数(Countdata)计量的Poisson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分析师倾向于跟进那些规模较大、交易额较高、机构持股较多且投资者关系较好的公司,而规避那些投资风险较大、内部持股比例和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公司。本文的结果与之前成熟市场中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所存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兴市场中分析师的行为特征,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师在新兴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中介作用有着很大的价值。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本文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股权分置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具体探讨非流通股和流通股流动性、股权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非流通股股东（通常为控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通常为中小股东）之间的确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类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所持股份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监督制衡作用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六点建议试图限制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

鉴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依据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大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特殊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制衡机制。研究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或联合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五点建议试图限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本文从股权结构角度研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制衡对 投资的影响，以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为切入点，将股权结构变量纳入投资模型进行研究，通过 实证研究得出在第一大股东控股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投资对现金流敏感的原因是投资过度，在 具有股权制衡结构的公司中，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能起到监督作用。

信用风险积聚是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银行业2002 年至2006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资银 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时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与其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由 于“少数股权”的限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未真正改变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不良贷款“双降”主要 得益于大规模财务重组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和强劲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