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采用弱方差标度指数方法，深入探讨了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是否显著改善风险投资市场匹配度．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的创业企业之间的匹配度．本文不仅借鉴了现有文献中使用的两个工具变量——基金赎回压力和知情交易概率，还构建了一个新的工具变量：沪深A股市场的涨跌停占比，以解决潜在的因果关系疑虑．进一步研究证实：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能够促进风险投资市场中的信息交换，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提升风险投资市场匹配度；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对风险投资机构的退出表现具有积极影响．本研究不仅为理解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强调了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广泛正外部性，还为深入理解风险投资市场的投融资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

在对共同富裕本质特征和数字普惠金融核心价值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逻辑，并进一步通过构建我国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实现指数。利用这一数据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包容性增长则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于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最为重要，其次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守正创新发展有助于通过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和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传统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实践的同时，依赖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互联网金融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范围。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我们利用中国代表性互联网金融机构-蚂蚁金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微观数据，编制了一套 2011-2015 年省级、城市和县域三个层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指数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低成本、广覆盖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的重要模式，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落后地区实现普惠金融赶超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可能。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考察了金融结构与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提高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克服了内生性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随着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金融市场对其促进作用呈依次递增趋势，然而金融危机会弱化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一国需要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和研发创新激励的强化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国家契约环境指数，研究发现契约环境的改善不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金融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问题凸显，亟需立足中国金融实情，准确衡量金融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广义自回归得分模型（GAS）和 BE—MES 模型，构建了包括旋转 Copula 和其本身的时变混 Copula 模型—DMC-MES 模型，并将其用于度量 2012 年至 2018 年沪深 300 成分股中不同行业的边际期望损失（MES），力求对系统性风险有更好把握。研究结果发现：（1）该模型可以很好捕获非线性相依关系，将非线性相依结构清晰分为上下尾相依结构；（2）除部分金融机构外，其他机构的左尾相依性要大于右尾；（3）各个机构的风险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动领域，相同部门机构的 MES 相近；（4）与国外研究相反，国内银行机构的风险贡献度最小，风险贡献度最大的行业为券商和房地产行业；（5）金融类机构在市场下跌期的波动性小于其他行业，并发现在2015年股灾发生前这类机构的 MES 值就已开始下降。

本文在构建综合性金融周期指数的基础上，利用麦卡勒姆规则对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时，出于金融周期的影响考虑，我国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逆周期性，基于麦卡勒姆规则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相对显著。为此，我国必须着力于推进以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有序化、金融监管法制化为重点的金融改革，以更好地消除金融周期波动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不断增强货币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效果。

数字金融迅速发展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物质资本理论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本文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孩子的学习成绩。 通过分析数字金融对孩子成绩的影响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父母的就业，增加了父母工作时间， 引起家庭“社会资本”降低，使得父母陪伴和监督孩子的时间减少， 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祖父母的陪伴、 参加课外辅导班及住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对孩子陪伴时间的减少，缓解数字金融发展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负向影响。 数字金融虽能提升家庭的“物质资本”，但并没有通过显著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而提升孩子成绩。 本文结论对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启示。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提升居民幸福感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提升民生福祉提供新思路与新路径。因此本文通过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机制，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CFPS 公开数据相结合，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以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三个细分维度的发展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通过分样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教育落后及经济落后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的特征，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思路，为制定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普惠金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地域异质性。首先，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其次，引入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生活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中介效应，仍会造成污染加剧。然后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边远地区，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进行总结，填补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政府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协同生态环境提供启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