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相依结构函数Copula和极值理论EVT，构建了我国股票市场经流动性调整的La‐Copula‐EVT风险价值模型，并用沪深收益序列的分笔高频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沪深股市收益序列的上尾和下尾都存在较高相关性，后验测试结果表明构建的模型能够对实际损失进行很好的拟合；然后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沪深股市的风险价值和预期不足在不同置信区间的敏感度差异，确定了适合La‐Copula‐EVT模型的最优置信度区间。

“股价同步性”（亦称股价“同涨同跌”，一般用R2度量）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近年来财务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本文收集1994-2004年中国股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不同交易策略，对股票收益的“惯性”和“反转”与R2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验，以此考察“信息效率观”和“定价无效观”两种不同观点在解释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上的适用性。研究发现：（1）我国股市基本上不存在显著的短期“惯性”现象，而存在显著的长期“反转”现象，并且反转效应随着R2的上升而逐渐减弱，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信息效率观”不符；（2）经市场模型和三因素模型调整后的反转收益与R2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反转收益与股价同步性显著负相关；（3）在牛市阶段和熊市阶段存在较显著的短期“反转”现象，并且不同市场态势下短期反转效应与R2大小的关系不同，两者在牛市阶段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熊市阶段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不同市场态势下R2代表的经济含义不同。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不支持“信息效率观”对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的解释。

本文根据现代金融学理论，运用基于广义误差分布（GED）的ARMA（1，1）-GARCH（1，1）模型对我国股市“申购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沪深两市都存在显著的负“申购日效应”这一“异象”；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新股发行规模不大的申购日；下跌走势阶段与上升走势阶段的“申购日效应”相比，前者的负效应比后者大；新股上市首日收益率与“申购日效应”发生概率以及负效应程度负相关。

传统的有效市场认为，股票价格是随即游走的，但随着行为金融学派的兴起，各种股市异象也相继被发现和解释。而典型地，西方国家的股市通常表现出一月效应、小盘股效应等等。本文也对中国股市的各月度收益率进行了统计性的描述，和尝试性的解释。本文分析发现，中国股市股市的月度效应既有和全球股市相似的地方也独有自己的特点。全球股市的一月效应和十二月效应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股市上。而10月份的马克吐温效应上，中国股市和全球股市又表现出趋同性特征，并且10月份的股市都表现出下跌。除此之外还发现，中国股市的上半年月收益率通常较高，而下半年的月收益率的波动率加大。这可能和中国的农历年以及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表的公布时间有关。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O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固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人资产成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热点现象，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具有一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强烈动机〕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与市场参与者的财富变化结合起来，分析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财富效应及动态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私人收益，降低了中小股东的财富;(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为大股东带来的边际收益将超过社会总财富的边际收益。因此，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实现了对中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导致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本文考察了公众注意力与股票月度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大众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越高，在接下来一个月中，其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越低。以2000年8月到2008年1月作为样本区间内，通过买入低关注度的股票卖出高关注度的股票构建的零投资套利策略具有显著的盈利性，其平均溢价为0.46，经Fama-French (1993)的三因素模型调整后仍然显著，这与Fang和Peress (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然而，本文发现这种异常收益主要来源于高关注度的股票组合的弱势表现，而不是来自低关注度股票的“未报道信息溢价”，这一点与Fang和Peress (2007)所提出的信息补偿假说相悖，却与基于“有限注意”的“过度关注弱势”假设一致。此外，基于公众注意力的异常收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引入反转策略组合的四因素模型所吸收，这说明“收益反转”与“过度关注弱势”可能具有相同的行为动因。

基于投资者认知模式和决策选择的理论分析，本文探讨了有限理性投资者的行为机理，构建了相应的结构化方程模型，并用来自国内中小投资者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有限理性投资者对信息进行认知时会产生信息识别、编辑和评价三种认知偏差，基于这些有偏认知的投资决策也将是有偏的，并最终导致个体投资者的收益水平与市场之间存在差异。本文证明了认知偏差、决策偏差和绩效差异之间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

本文从简单技术规则视角运用新兴的计算实验金融方法研究了收益的时间序列可预测性。在构建仿真模型并进行多组实验后，研究发现技术规则通常能够收获超额收益。该现象表明收益时间序列存在可被简单技术规则侦测的部分。在分析潜在的因素后，研究认为投资者非理性心理及行为是造成收益可预测性的原因。该结论支持了行为金融理论的相关假说。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对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限售股的上市流通带来负的股价效应；样本公司的特征及股票的交易特性显著影响股价效应；在累积超额收益率为正的样本中，累积超额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负相关，与区间日均股票换手率、股票每股收益正相关；在累积超额收益率为负的样本中，累积超额收益率与IPO到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时间、账面市值比、区间日均成交量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