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 H 统计量研究我国产寿险市场的竞争程度，并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与相关 分析研究竞争程度市场结构方面的影响因素。本文有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我国 1999-2006年间的财险市场可以判断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同期我国寿险市场属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其次，2003 年保险业费率市场化的改革对财险和寿险都有明显的影响，直接加剧了竞争程度。再次，竞争度与财险市场公司数量正相关，与寿险市场公司数量负相关。最后，竞争度与集中度的关系在财险业为负相关，在寿险业采用不同的集中度指标考察结果不同。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2004-2006年发生的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事件为研究对象，以股权分置改革（股改）为背景，研究这些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状况。控制权转移公司和未转移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不存在显著差异，控制权转移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不稳定；股权分置改革促进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契约理论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有较好的解释，制度设计是提高公司透明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总体上不高，需要加强投资者保护

一直以来政府通过调节印花税税率来表达对股市太高或是太低的担心，总是在市场非理性时给予警示挤压泡沫，在市场极度受伤时给予安慰。好比人极度兴奋时的一盆冷水或是极度伤痛时的一片止痛药，冷水或是止痛药有效缓解了亢奋伤痛，启到了一定的缓和目的，却没有改变流动性不足与投机过剩的状况，治标不治本。 创建流动性偏好的印花税税制不但能够有效减小流动性风险，同时也将通过改变投机的成本防止投机过剩。具体的建议是：无论买或卖，只要挂单出来等待被动成交的征收给予-1‰的印花税奖励，对于扫单主动成交的征收3‰的印花税。这样就会激励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挂单交易，创造流动性；同时增加了有控制股价目的的参与者的对敲股票洗筹的成本。通过挂单在-3‰—1‰，扫单3‰—10‰范围调整，将会寻找到合理平衡点。 此举功在千秋，切勿创造出巨大的泡泡等待经济衰退时期的后来人承受，肥了这个世纪的投机者。

本文以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计量模型对1994-2005年间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共同决定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同时发现竞争程度和基础业务能力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有影响，预算约束和金融创新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商业银行提高效率的途径是注重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改革，加速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大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适当扩大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的规模，保持银行业适度集中度，并注重健全金融法律制度、重塑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商业银行效率。

本文发现在解禁前120天至解禁后20天，股改限售股平均存在-13%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且价格下跌主要发生在解禁日前40天左右。实证结果支持我们提出的信息发现假说。假说认为股改限售协议是缓解道德风险问题的一种机制，在禁售期内，流通股股东如果发现公司价值低于预期或者非流通股股东的不当行为，他们会选择在解禁前出售股票以避免更大损失，从而导致股价在解禁前下跌。回归分析证明，透明度高的股票价格下跌较小，并且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与解禁前后收益正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解禁股的异常收益反映了公司基本面的时序变化和个股差异，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自改革开放以来，央行试图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和控制存贷款利率等达到稳定币值，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文利用1992年至2006年的数据，引入时变参数的泰勒规则和麦克拉姆规则模型讨论存贷款利率、货币供给量M1与通货膨胀率、实际产出的关系。发现官方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很小，02年以后反应系数接近于0，甚至是负值，不符合泰勒规则，但官方利率对经济缺口的反应一直为正值，96年至99年还表现出强烈的抑制实际经济增长的现象。94年以前货币供给量不符合麦柯拉姆规则，过快的货币供给量增长是导致94年经济过热的一个原因，94年以后货币供给量变化符合麦柯拉姆规则。货币供给量对实际产出的反应随时间变化较大，一般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货币供给量控制的不好，但在经济比较疲软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能迅速增加。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物价上涨，利率变化对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驰宏锌锗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驰宏锌锗股权分置改革与定向增发捆绑相结合的做法有欠妥当，进而导致股利分配有大股东套现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之嫌。这主要表现在过度分配股利，两类股票之间仍然存在“看不见的差距”，市场对股利分配事件的消极反应，以及股利分配过程中的涉嫌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监管当局和上市公司应该充分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信息，降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司的稳定和谐发展。

本文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就市场化改革对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2000-2005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经理薪酬之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同时，相对于会计业绩而言，市场业绩在薪酬契约设计中的权重有逐渐增加的迹象。进一步研究表明，只有在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中，市场化改革才显著强化了经理薪酬-业绩的敏感性。本文为市场力量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的动态变迁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理解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权取向和市场取向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贡献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问题也引起社会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本报告在对完善的商业银行高管激励机制进行探究的基础上，通过结合目前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的现状，对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经济法的发展是随着经济运行的改变而调整，但法律的滞后性必然会在经济变化中反而给经济的发展留下隐患，这正是经济法持续革新的本源。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法的立法进程看，已出台的中国反垄断法背负着维护中国经济理性发展的历史重担，由于金融对整个国家经济起到供血的核心作用，完善反垄断法的第一站无疑应当以架构金融反垄断制度为起点。本文以我国反垄断规范的三十年立法征程为思路，结合同期金融监管的变迁历程，试图在理顺竞争政策与金融发展相互作用脉络的同时对作为我国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做出前瞻而务实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