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稳妥处置企业僵尸化并提高企业造血功能是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而已历经30多年改革的资本市场向来是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那么，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已经能够为企业去僵尸化提供有效助力呢？以200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的改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二，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会通过“输血”和“造血”两个功能渠道助力企业去僵尸化。具体地，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一方面通过更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善了企业融资的“输血”环境，进而帮助企业摆脱了对信贷补贴的依赖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专业的股权投资者，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帮助企业从改善经营管理效率、抑制非效率投资以及增强内部控制等方面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进而从根源上抑制了僵尸化的产生。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比较优势较为明显的企业以及“技术—资本”适配程度较低的企业的去僵尸化有着更为显著的助力。最后，本文还发现，以融资融资制度与沪港能制度为标志性事件的资本市场分层扩容改革能够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进而强化了上述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改革攻坚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有益的政策探讨。

普遍信任是影响包容性金融与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普遍信任与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普遍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但普遍信任对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会受到普遍信任和经济制度水平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水平。建议除了大力发展金融和产业内部的相关因素外，还可以采取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大力发展经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高等教育，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度。

企业为什么陷入财务危机？以外部政策环境冲击和内部高管过度自信为代表的危机成因已被揭示，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机构的重大影响被忽视。本文基于一家未受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内部财务管理稳健的优质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典型案例，探究以银行主导、多金融主体联动的中国金融体系在企业财务危机过程中的活动和影响。本文打破了已有研究暗含的金融机构无信贷决策风险的假设，研究发现：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体系的危机助长机制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重要外因；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助力企业加速扩张、恶化企业危机程度、加速企业危机过程三种机制加剧、加速企业的财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危机助长机制的有效治理措施是提高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尤其是对不同还款能力企业的差别化风险评估技术，这是深化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对释放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及不同实体行业效率的影响，并基于中国银保监会官网金融许可证信息爬取的258772条金融机构数据，结合499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金融供求结构指标，从金融供求结构的视角考察金融科技脱虚向实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对金融支持第三产业效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各种稳健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在金融供给端，金融科技从增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提升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缓解资源错配三个维度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在金融需求端，金融科技通过增强企业贷款可得性、深化实体行业与金融业关联程度改善金融需求结构，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最后，金融科技的脱虚向实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低、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较少和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供给结构的不平衡提供了契机。

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理论模型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下汇率制度的选择。通过比较不同资本账户开放速度、不同汇率制度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通胀率与汇率的波动情况，并进行福利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汇率制度从相对固定转化为浮动，福利损失不断下降，且随着资本账户开放速度的提高福利损失下降的幅度降低；（2）在本文设定的各种汇率制度下，资本账户的开放都是有助于福利提高的，特别是在资本账户开放速度提高的初始阶段，福利会有显著地提高；（3）资本账户开放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同时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本国的福利最优。本文的结论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开放事实的支持。

本文从金融市场视角研究了法币改革的背景和经济影响。基于“南京十年”期间的资产价格高频数据，我们发现，与银本位相比，信用本位下不仅短期利率更加平稳，长期利率也大幅下降了，并且利率行为变化时点与法币改革吻合。这表明管理得当的信用本位不仅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明显优于商品本位，而且在稳定长期通胀预期方面也并不逊色。这有助于认识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为货币本位选择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实体经济中有大量因承担着政策性负担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但这些企业为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所需，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倒闭，需要不断以各种方式给予补贴和保护。金融抑制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干预，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来给这些“重要而不能倒”的企业提供暗补，以此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无法解释为何转型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也难以为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提供既能维持稳定又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像转型国家般的金融抑制，是因为本国政府没有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除国防安全等少数可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型产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拥有自生能力，无需政府通过金融扭曲给予这些企业暗补以维持社会稳定，但这一暗含前提对于转型国家不成立，由此决定了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种种差异。转型国家在进行本国金融改革时，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消除所有金融扭曲，而是应当按照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转型，根据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赶超战略下优先发展部门遗留下来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渐进推进金融改革。这种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能在转型期避免经济崩溃并支持经济增长，是比休克疗法更优的金融转型方式。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1987-2016年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来衡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地区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后，金融发展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在中低地区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第二，地区市场化程度、国有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人才错配”、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双重门槛”效应；第三，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ᨀ高，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而当地区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增加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ᨀ高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增长。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本文考察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官员存在晋升激励时，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显著降低。这一关系在雇佣过度和雇佣不足均显著。第二、在雇佣不足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未随着雇佣的增加而提升的原因在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错配，这导致劳动力结构发生扭曲，从而无法达到劳动力最优配置。第三，引入地方矿难死亡人数为工具变量，2SLS 回归与安慰剂检验均显示，本文结果不受内生性影响。第四、在国有企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年份、期满晋升、官员学历较高的子样本中，晋升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同时，基于市长或书记晋升、正常与提前晋升以及是否首都或省会城市的横截面检验验证了结果稳健性。整体上，本文对深入理解政治晋升内在机制及官员晋升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劳动力结构配置的扭曲有重要意义，这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 DSGE 模型，分是否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探讨了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况相比，当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费雪效应”的存在会从两方面改变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一国产出、消费、劳动、通胀率和实际利率等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一是会改变对一些变量影响的方向，二是从影响的程度来看，零利率下限约束存续的期限越长经济变量波动的幅度也越剧烈。随后我们分析了我国零利率下限约束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自 2004 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一个受零利率下限约束和不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时段，并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对比分析了上述两个时段内供求冲击下我国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轨迹，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最后，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也对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国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