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持续存在冗余雇员，但是对国有企业冗员的原因存在不同观点。利用《劳动合同法》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本文检验了劳动力成本变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政策的影响，以及对两者劳动力雇佣政策差异的影响。并以此推断国有企业持续存在的冗余雇员的原因。本文发现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导致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解雇了更多的员工，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政策发生了变化。本文的证据支持了国有企业存在劳动力冗员的代理成本理论，而拒绝了政府干预的所有权理论。

以中国制度环境为背景，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收购与反收购动机。通过构建 企业收购与反收购模型，考察了管理者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并购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 如果政府干预补偿了管理者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越有动机进行反收购；如果 政府干预降低了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没有反收购动机。模型还发现管理者持股 比率、公司规模、自然世界状态均对企业并购行为有显著影响。

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和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影响我国企业贷款数量和贷 款期限的重要因素，但都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对企业贷款方式的影响差异。本文以我国2001 －2005 年所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债权人保护在不同所有制和政府 干预程度下，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确实获得了较非 国有上市公司更多的信用贷款；债权人权利保护得越好，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但国 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获得银行长期信用贷款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且在政府干 预严重的地区，即使是国有上市公司，伴随债权人权利受到的法律保护改善，企业也较难获 得更多的信用贷款。

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和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影响我国企业贷款数量和贷 款期限的重要因素，但都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对企业贷款方式的影响差异。本文以我国2001 －2005 年所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债权人保护在不同所有制和政府 干预程度下，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确实获得了较非 国有上市公司更多的信用贷款；债权人权利保护得越好，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但国 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获得银行长期信用贷款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且在政府干 预严重的地区，即使是国有上市公司，伴随债权人权利受到的法律保护改善，企业也较难获 得更多的信用贷款。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不得不面临着不公正的市场环境，即所谓的“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民营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规避“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所带来的约束，这些措施表现出一定关系型合约的性质。在“翘起的竞技场”问题与关系型合约的共同影响下，一些正式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将有所减弱，不同制度之间还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本文以2001年至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发现：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法治水平成为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而对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政府通过通过对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地影响了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应继续提高法治水平，以保障关系型合约的有效实施。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应减少政府干预，推动有关制度共同协调发展。

本文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资本配置两个角度，对创业企业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自由化指数与创业企业代理成本之间呈现显著负向关系。表明区域的资本自由化程度越低，创业企业将出现更大的代理成本。并且其中由降低政府干预程度构成的资本自由化因素作用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创业企业的内部资本配置与代理成本有着显著的关系，具体表现为：（1）拥有国家资本的创业企业代理成本显著高于拥有个人资本或外商资本的创业企业，并且外商资本比例或个人资本比例越高，代理成本越低；（2）对短期负债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以营业费用率为表征的代理成本，但却提高了以管理费用率为代表的代理成本，显示现阶段，我国债权人治理效应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为未来金融改革方向、创业环境政策制定及国有创业企业产权多元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的治理环境、公司控制人性质对债务契约假说产生了不同于成 熟市场经济的一些行为特征。以我国1999 } 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结果发现:公司的 负债水平越高，盈余管理动机越强烈。由于政府控制公司的债务约束软化，负债水平对其盈余 管理并无明显影响;而在非政府控制的样本组中，公司的负债水平则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对作政府控制公司而言，治理环境因素显著影响负债水平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 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干预少、法治水平高的地区，这种正向关系更为强烈。

本文参照Weymark(1997)等提出的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建立了一个 由三个市场和货币当局构成的中国开放经济宏观模型，利用1994年1月至2008年3月的月度 宏观经济数据，估计了模型的有关参数，计算了这一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和 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指数。发现1994年以来，除了东亚金融危机时期的个别月份，人 民币对美元都面临升值压力。1994年汇率并轨后，在汇率的决定中，市场机制一度发挥过一 定作用，但政府干预程度越来越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2005年汇改以前，干预指数接近于1。2005年7月新一轮汇改之后，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意味着它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市场不再是有效的。然而，政府的政策往往会对股票市场的长期特征及走势产生冲击，甚至形成结构突变。不考虑政府政策的影响，很可能对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做出错误判断。本文在考虑股市收益率结构突变的基础上检验其长记忆性，分析了中国股市长记忆性的变化及其突变背后的政策原因，并用长记忆参数大小来表示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程度，深入研究了政府干预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结合股改实际，分别构建在市场化和政府干预下“均衡对价”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干预对流通股股东利益流失的影响，并收集1004家股改公司的数据对政府干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考察市场、政府干预与股票流动性溢价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与市场化情况相比，政府干预压缩了博弈双方的对价策略空间，进而降低了“均衡对价”水平，造成流通股东利益的流失；以宝钢股份为例对流通股东利益流失程度的数据模拟表明，与市场化情况相比，政府干预给流通股东每股所能获得的对价带来的损失达到1/4；市政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会影响股改对价的高低，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增强，国有控股公司所支付的对价降低，从而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