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inblatt 和Keloharju（2001）利用芬兰股票市场1995-1996年的交易数据，对什么促使投资者交易进行了研究。本文利用某一营业部近万个帐户在1998-2000年的交易数据，对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投资者的卖出与持有选择、卖出与买入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投资者所处的亏损或盈利状态对选择卖出还是持有具有重要的影响。历史价格或成交量等因素的变化导致盈利状态或亏损状态的投资者的卖出或持有倾向发生不同方向的变化。在剔除投资者所处的亏损或盈利状态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后，处于中等亏损程度的小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处置效应，而大中型投资者的严重亏损使其卖出倾向增加。（2）与Grinblatt 和Keloharju（2001）一样，近期个股价格的变化、个股价格的历史波动、大盘历史走势与波动均对卖出与持有选择、卖出与买入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影响方式与Grinblatt 和Keloharju（2001）有所差异。（3）在本文新增变量中，个股历史换手率变化、重大政策和事件、历史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趋势及形态、市场普遍大涨（大跌）等均对卖出与持有选择、卖出与买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大投资者和小投资者的影响方式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股价指数或股票价格犹如儿童玩的积木。儿童把积木当作玩具，市场把资金当作玩具。儿童在垒积木时，当把所有的积木用完，玩具模型建好之际，正如二级市场中把所有的资金全部买入股票之时，也正是股指或股价的图形自我实现之时。当积木模型建成时，把玩的儿童也许会把它保留一段时间，欣赏自己的杰作，然后会把模型推倒，有的儿童也会正在搭积木之际，自己对认为模型不满意，连思考都不思考，连看一眼都不看，就挥手把它推倒。正如股票二级市场上的股价指数或股票价格，轰然倒地。这时，二级市场上的风险突现，整个市场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各种股票价格纷纷下跌，金融风险（危机）就发生了。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迄今为止，大量关于FDI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FDI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关系，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流向及其风险研究，很少有文献论及到FDI融资本地化问题，以及FDI融资本地化所引起的东道国经济系统，尤其是金融系统的安全隐患。本文依据中国的逻辑证据揭示FDI融资本地化对其路径依赖所导致的我国金融安全风险积聚，并提出处理FDI融资本地化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上海证券市场高频数据的动态特征。首先用可变傅立叶回归证明并过滤出5分钟收益的周期性，并用GHP方法得到了长记忆维数的估计。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存在以日为单位的周期性特征和相当显著的长记忆性，这可以用微观市场信息不对称假说和定价机制得到说明。同时，还证明了可变傅立叶回归是分析高频数据的有效手段，是高频数据和低频数据研究方法转换的桥梁。

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是目前金融研究的热点之一（O'Hara, 2003）。本文通过检验交易频率零假设和交易成本备择假设，深入分析我国股市流动性与资产定价的理论与经验关系，发现：我国股市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溢价，换手率低、交易成本高且流动性小的资产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流动性溢价的成因是交易成本而不是换手率所代表的交易频率；与国外股市相似，小企业收益率高于大企业，价值股收益率高于成长股。因此，我国股市并非令人无法捉摸，流动性、规模和价值效应都是资产定价的因素。

动态联盟中成员的核心能力为成员提供了把握市场机遇、组建动态联盟的平台。本文利用实物期权模型和方法对动态联盟的组建进行了研究，重点研究了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及其成员相对重要性对组建动态联盟时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本节约效应愈大，盟主越倾向于组建联盟，也越能促进动态联盟的快速组建；而技术创新对动态联盟组建的影响要受到盟主和成员创新成本系数和在动态联盟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影响：在Nash均衡情况下，动态联盟组建的时机随着创新成本系数的增加越来越接近成本节约效应的情况，而当盟主在技术创新效应中的相对重要性的逐渐降低，组建联盟的时机呈现出非线性非单调的变化。

本文认为，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均可视为源于资产相对收益率和风险变化所引发的，公众大规模资产替代的结果。文中对资产替代的概念、效应、成因和政策含义进行了探讨，构建了理论模型并对我国资产替代的特点进行实证分析。论文认为，要防范资产的异常替代，必须理顺相对收益率体系，关注资产价格，实行规则型的货币政策，用流动性总量与结构的控制来取代传统单一的货币量控制，并通过调节利率和汇率来促进有益的资产替代。

本文的目的是运用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来考察和比较东亚危机前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东亚危机后中国这一世人瞩 目的转型经济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国内产出和货币、信贷水准及其波动受到外部影响的特征。 通过引入非对称 “时变波动”(asymmetric time-varying volatility) 特征的二元EGARCH-VAR实证模型，论文得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结论：第一、虽然为维持名义汇率的稳定，各国政府都积极地干预外汇市场，由此影响了当期内外利差的收敛，但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上看，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国家其金融的实际开放程度都在不断加大。第二、除90年代国际资本移动的鼎盛阶段以外，各国发生的经济波动并不是由外部冲击直接带来的，更多的是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国内经济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第三、通过各国经济波动特征的比较，可以发现汇率制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对经济波动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