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是我国私募股权基金重要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LP）。本文利用清科数据库2000-2022年LP基金层面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企业LP与非企业LP、不同类型企业LP在投资行为与投资绩效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在投资行为方面，相比金融背景 LP，企业 LP 会联合更多的 LP 一起投资、更偏好 CVC 基金、合作的基金管理人（General Partner，GP）的经验相对不足，投资经验丰富的企业LP所合作的GP的经验更为丰富。而在投资绩效方面，企业 LP 的绩效显著低于金融背景和其他背景LP。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民营企业LP，国资企业LP更倾向于和国资企业LP、国资GP合作，且国资企业LP的投资绩效没有显著高于民营企业LP的绩效。而相比非高技术企业LP，高技术企业LP 更倾向于投资聚焦于本行业的基金，且高技术企业 LP 所投基金的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回报倍数显著高于非高技术企业LP，但高技术企业LP所投基金的退出比例和IPO比例较低。本文扩展了私募股权LP研究的视角，研究成果有助于GP和初创企业更好地了解企业LP的投资诉求，从而提升投融资效率，并为培育耐心资本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有效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大数据发展“政用指数”刻画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管制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随着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而减弱,且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这意味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文章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变革提供政策借鉴。

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家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如何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支持作用,仍然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文章以国家产业与金融合作试点城市（简称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申请上。机制检验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并非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强干预措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大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凸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文章不仅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创新促进作用提供了多维度的经验证据,而且为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推进这一战略则需打破市场准入管制壁垒。文章利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 2013—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打破地方行政垄断壁垒和强化产品市场竞争激励”的产品竞争机制以及“减少政府要素配置干预和缓解要素市场错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机制而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发了企业创新策略的积极调整,具体表现为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效率以及追求高质量创新,而较高的创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加剧下取得良好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创新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地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运营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协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的政策参考。

资本跨地区流动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和数字化资本投入等方式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企业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加速资本跨地区流动。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流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竞争行业中更显著；同时,母子公司处于同一个城市群内部或母公司位于较大的城市时,这一促进效应也将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各项交易费用、优化企业内部组织、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等途径促进了资本跨地区流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对本地投资并不存在显著挤出效应,且跨地区投资增加了母公司利润,但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加强。文章的研究为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微观路径。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

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行为虽然对提升金融效率有益，但通常也伴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本文改进最新的“去一”法，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分年度各20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测算2010-2021年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684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值和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深度理论思考并实证探索银行数字化这一金融创新的伴生关联风险溢价，以及其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源泉。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针对第一个新视角，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科技相关度提高基础资产相关度，从而产生了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银行跟随性创新引致了基础资产同质化，大银行则不显著。其次，针对第二个新视角，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这主要由个体风险主导，而总关联风险则显著下降，说明数字化虽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激励了总量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拓展了新投融资渠道，降低了同业投资和负债，实现风险分散。除间接关联风险之外，其负向机制在于新投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配置，但是对盈利能力提升作用不明显，导致提升了其风险承担乃至个体风险水平。最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表明，大银行通过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效应，使中小银行表现出“太小而无法竞争”的现象，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主因。具体来说，中小银行在大银行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下，导致数字化开拓新业务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盈利效果、融资成本和风控优势均不明显。并且排除了监管约束和数字化门槛效应的替代假说。上述研究拓展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理论以及发现了“太小而无法竞争”的典型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关于银行数字化上述两个新视角的理论认识，并且对于推进数字金融的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

文章在“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经济韧性”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保持强劲韧性的制度根源。当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政府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将有限资源进行再配置,支持和扶持受冲击地区或者城市,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快速恢复增长,从而保持经济韧性。文章采用地震这一不利冲击,运用 CRITIC-熵权 TOPSIS 模型测算出 1997—2020 年经济韧性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检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实证分析发现：（1）地震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冲击为 5.830 个百分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6.452 个百分点；（2）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12.423 个百分点,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5.500 个百分点；（3）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2.381 个百分点,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3.746 个百分点,企业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2.218 个百分点；（4）南方地区三个部门的对冲效应均高于北方地区,而且南北地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均最高,其次是政府部门的对冲效应,企业部门的对冲效应最低。上述发现是稳健的,从而揭示了制度适应性效率对中国经济保持强劲韧性的关键作用。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股权激励会影响高管的环保态度,而高管环保态度与动机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环境治理投入选择。文章基于 2009—2020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高污染企业的财务数据,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关系,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影响环境治理投入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会抑制企业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其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提高企业环保积极性,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运营效率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是高管股权激励抑制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重要机制；环境规制、市场竞争、媒体压力和分析师关注等具有调节效应,均能够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的负向关系,促进高管股权激励与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正向关系。文章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治理和运营机制优化以及决策部门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