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用事件分析法，对 2001 年至 2018 年的明星丑闻事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 明星丑闻事件对其相关的代言公司、经纪公司和投资公司股票价格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对于代言公司而言，明星代言的沪深市场、港台市场和海外上市的公司股票超额收益也均显 著为负。而且短期内明星代言公司的异常回报率与明星影响力显著负相关，而与事件性质(违 法或违反道德)以及事件关注度等并无显著的关系。长期来看，明星代言公司的异常回报率 与明星影响力和事件关注度显著正相关。对于明星投资公司而言，长期来看公司的异常回报 与明星影响力、事件关注度呈显著正相关。当事件为违法事件时，投资公司的股票负向收益 变化幅度更大。对于明星经纪公司而言，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的异常回报与明星影响力以及 事件关注度均无显著性关系。当明星丑闻曝光时，短期亲朋好友公司的累积异常回报与涉事 明星公司的累积异常回报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丑闻曝光引发的股市波动会对公司产生实 质性层面的影响。当明星丑闻曝光时，累积异常回报下降越多的公司，其下一季度收入与净 利润下降越大。

发展绿色金融旨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尤其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这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 其中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具有更好的动态持续性。 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 无第三方认证企业、专利密集型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后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积极。 进一步分析发现， 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机制。 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的“双赢”和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更好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网络购物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社会的消费模式。 本文用 LA/EASI 拓展模型和似无关回归模型(SUR) 相结合的组合研究模式来分析网络购物（ 网购） 对我国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首先， 借助模糊量来构造一个能刻画网购影响程度的指标；其次， 利用 LA/EASI 拓展模型分析网购对中国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再次，利用 SUR 模型的 FGLS 估计方法消费需求模型进行估计；最后，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探讨网购对不同消费倾向的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 网购不仅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 还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时变性； 2）网购对我国城乡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 3）对于不同消费倾向的中老年家庭，网购对其影响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网购今后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货币长期中性的论断一直在理论上占主导地位，但现实中,通胀、通缩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却无法忽视。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但中央银行的认知水平、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专业技能、以及货币制度在共同影响经济绩效。

各界都比较关注创投机构的增值功能，但少有人深入研究到底是创投提升了企业业绩还是发现了企业业绩并选择了企业。本文首先分析了创投与被投资企业业绩间互为因果的内生关系，然后用工具变量法和滞后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分别检验创投机构对企业业绩的筛选功能和增值作用。以深圳创业板2009-2011年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得到的实证结果显示，创投机构的投资和持股因素在各种模型检验中都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企业业绩对创投投资概率的影响不明显；多种均值比较结果显示有创投支持的企业其综合业绩、长期业绩均值以及创投投资前的业绩都比无创投支持的企业差。

影响决策之变量有个人特征、社会影响及情境因素等等，其中个人特征部分又分为：个人资源、动机涉入、知识、态度、人格、价值观与生活型态(Engel 和 Black wall，1990)。而态度，是指人由经验而组织起来的对人、事、物以及周围世界所做的评价，既反映出个人对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相当持久且一致的行为倾向（荣泰生，1999）。而金钱意义除了表面上的购买能力外，还对不同人所代表的意涵也是有所不同的（Keller, C., & Siegrist, M.，2005）。故投资人对金钱的态度会影响投资者决策行为；而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承担程度会对投资动机产生影响(陈丽梅，2010)。 　　因此，本研究将以(Farley,2000)之风险承担程量表包括风险规避、风险接受及风险偏好三个构面； Yamauchi and Templer(1982)的金态度量表包括权?/名望、保?/时间、诱惑以及焦虑四个构面；及江佳宇(2006)之投资决策量表包括投资信息、产品熟悉度、商业消息、投资者信心及投资意图五个构面对三个变量作为衡量之基础。以观察风险承担程和金钱态度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同时以金钱态度作为中介变项解释投资决策，以探讨潜在依变项金钱态度是否能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 　　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统计变量分析发现：性别对各变数皆无显著差异；而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投资经验对各变量皆有显著性差异；婚姻状况则只对风险承担形成显著差异；而投资时间之长短则不会显著影响风险承担程度，但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各变量以结构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作研究工具分析发现：(1)风险承担会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2)金钱态度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3)当金钱态度作为完全中介变量以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部分成立 ,即投资者金钱态度能作为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之中介作用。

并购重组是企业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到2012年的11年的并购重组数据，按照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针对短期和长期效应，利用CAR和日历时间效应方法，研究了并购重组是否带来了股东财富的增加，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无论是并购公司还是目标公司，并购事件首次公告日后的股东财富显著降低，公告日是否休市对股东财富的短期效应影响显著；长期内，规模和账面市值比是影响股东财富效应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大的并购公司股东财富有显著增加，而高账面市值比的目标公司被并购后股东财富也会显著的增加。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的人员伤亡惨重且经济损失巨大。目前我国针对自然灾害的保险无成型体制，而以政府财政拨款为救灾赈灾的主要措施。这样不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对巨灾风险的分散效果也很不乐观。本文将以发达国家既有的成熟巨灾保险制度为借鉴，对我国的巨灾风险证券化推行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