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进口商标价货币选择模型，来研究出口商货币升值预期对进口商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风险中性和价格刚性假定下，理论上升值预期对出口商货币的使用会产生三种影响：不变、增加和减少，但是一般情况下，当存在大幅的升值预期时，会减少出口商货币的使用。日元在出口中使用的历史经验证明了模型的结论，同时表明，商业压力和政治事件是贸易企业形成大幅升值预期的最重要的信号和依据，这要求为了推行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控制大幅升值预期的形成。

通过对日本债券市场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本文指出，虽然日本债券市场在市场发展和 自由化方面取得一些进步，但依然存在的市场结构不完善，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波动都是债 券市场非居民参与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从而影响到日元国际化水平。日本的经验在完善债券 市场、扩大债券市场开放度、汇率政策等方面对于我国利用债券市场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 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VAR-MVGARCH 模型和变参数模型研究了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分别 与货币供应量、汇率和利率的线性和波动关系，发现：汇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 的变动会产生显著线性影响，但是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变动的 线性影响不大。尽管货币供应量、汇率和利率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但由于它们与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相关性波动剧烈，同时考虑到不断变化货币政策“盯 住”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困难以及有悖于央行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和平稳性”的目标， 认为当前最好实施汇率工具去盯住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均值变化，才容易产生显著效 果。

当本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对其汇率指数的编制需求上升。JP摩根在 2007 年就用双边贸易权重编制了人民币指数， 本研究用派氏链式指数法编制人民币汇 率指数，它考虑到了多边市场的竞争因素。编制货币汇率指数的目的之一是让投 资者有效地和无扭曲的掌握该货币汇率的走势。本研究试图用没有“国家符号” 的黄金、石油和特别提款权三种本位测试了上述两种人民币指数、美元宽指数、 欧元指数和亚洲货币单位。检验发现尽管中国与美国、欧元区、日本等有相当大 贸易和投资往来，但在上述指数中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欧元指数和亚洲货币单位 中看不到人民币的影响。唯有在美元宽指数中能看到大中华货币（人民币、新台 币和港币）较大影响。货币指数中体现了其域际属性。就如英镑与欧元指数，加 拿大元、墨西哥比索与美元宽指数，韩元与人民币指数等。地理位置影响还是根 深蒂固的。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资产交易法对“汇率制度之谜” 进行解释。与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不同，本文发现即使宏观基本面没有出现 变化，汇率也依然会发生波动，指令流的资产组合效应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 本推动力。特别是在市场公众的汇率价格预期或风险偏好发生改变的情况 下，“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的汇率波动要远远大于“盯住汇率制。本 文的研究结果对解决“汇率制度之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对人民币汇率制 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定义式，推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调整机制，并以维持贸易总额稳定为政策目标，建立了一个通用的理论模型来说明最优货币权重的选择。此外，我们采用VAR模型、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受其它非美货币影响较小，显示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具有首要地位。其后，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VECM模型，得到人民币和各贸易伙伴兑美元的汇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反应了一篮子货币的调整机制。最后，我们还采用相关分析和MGARCH-DCC模型，对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首要地位作了相应的补充验证。

对宏观变量是由确定性趋势所主导还是由随机趋势所主导的区分涉及预测精度以及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认知理念等问题。在不考虑结构变化条件下，大多宏观序列是单位根过程的观念被广为接受，但结构变化是数据的常见特征，并且相当一部分都是平滑转换的渐变过程，本文重在强调将这种效应考虑在内时单位根观念的认知需要扭转。文章用傅立叶级数逼近的方法拟合含有结构变化的序列，与先前研究不同的是在处理突变方式上把对突变位置和突变方式的估计转化为恰当频率的选择问题。对中国15个代表性宏观时序的考察说明只有股票价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单位根过程的实现，而其他变量——包括实际GDP和进出口——被视为平滑转换的趋势平稳过程更为合适。这意味着排除掉平滑转变的结构变动后，中国的经济周期确实是围绕在确定性趋势上的波动，具有较长持续性效应的冲击不是整个噪声扰动，而仅是造成结构变化的历史事件。在政策内涵上，本文的结论支持了由政府主导的意在改善基本面的大型冲击是有可能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

本文从外汇市场异质性交易者的假设出发，从理论上研究中间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合意波动区间。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区间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中间陷阱”的不稳定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外汇市场的投机势力对汇率走势的作用过大，由此当经济冲击发生时，经济体的“市场效应”与“自我调节效应”的方向相反，且无法被“自我调节效应”抵消，从而导致经济体无法向均衡状态回复。各国应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及外汇市场的投机者比例选择合意的汇率波动区间。本文还提出了识别一国汇率波动区间“中间陷阱”的简洁的实证检验方法。进而实证检验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处于哪个区间，发现其正处于“中间陷阱”，并不是合意的波动区间，因此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是我国汇率政策选择和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持续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金融稳定的重要问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亟需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基本面、汇率制度和国际因素三个维度选择影响汇率预期的13个经济变量，利用因子分析法对经济基本面维度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再进行因子回归分析，发现贸易差额因子、即期汇率走势和美元指数是影响短期汇率预期的主要因素，而竞争优势因子、美元指数和国际政治压力是影响中长期汇率预期的主要因素。更进一步地，本文进行递归方差分解分析，发现美元指数和贸易差额对短期汇率预期波动的贡献度较大；而净对外资产和BS效应对中长期汇率预期波动的贡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