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和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影响我国企业贷款数量和贷 款期限的重要因素，但都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对企业贷款方式的影响差异。本文以我国2001 －2005 年所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债权人保护在不同所有制和政府 干预程度下，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确实获得了较非 国有上市公司更多的信用贷款；债权人权利保护得越好，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但国 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获得银行长期信用贷款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且在政府干 预严重的地区，即使是国有上市公司，伴随债权人权利受到的法律保护改善，企业也较难获 得更多的信用贷款。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不得不面临着不公正的市场环境，即所谓的“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民营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规避“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所带来的约束，这些措施表现出一定关系型合约的性质。在“翘起的竞技场”问题与关系型合约的共同影响下，一些正式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将有所减弱，不同制度之间还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本文以2001年至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发现：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法治水平成为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而对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政府通过通过对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地影响了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应继续提高法治水平，以保障关系型合约的有效实施。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应减少政府干预，推动有关制度共同协调发展。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 股上市公司2001-2005 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 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 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 系。且发现在股权集中背景下，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 离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表明在中国 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完善的背景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 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目的是研究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近些年的公司治理文献中，“隧道效应”，即公司控股股东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以自利，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模型，考察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机制——内部股权结构与外部法律和监管——对该效应的抑制，并分析了它们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最后利用我国11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模型的预测。实证表明，好的投资者保护和适当的股权结构都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

来源于法律或者合同的流通限制在约束期限内制约了资产的自由流通，会导致流通受限资产的价格产生折扣。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前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曾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通受限资产。虽然流通限制抑制了市场的流动性，但它在一些领域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西方文献流通受限资产的研究，并系统地介绍了流通限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本文还对文献中实证研究的结论和理论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并对它们结果的差异给出解释。

源于风险决策理论的框架效应研究近年来对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以及行为法律等应用研究领域的影响日渐增大。而股票投资决策又是最典型的风险决策情境，因此有必要对股票投资决策中的框架效应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模拟股票投资情景的实验方法，探索了我国个体投资者股票投资决策中的框架效应问题。实验1使用类似“亚洲疾病问题”的模拟股票投资情景，采用2（积极和消极风险选择框架）×2（较大和较小股票损失额度）的被试间设计，348位个体投资者完成了实验问卷，结果发现：（1）个体投资者在股票投资决策中存在框架效应；（2）股票损失额度对个体投资者在股票投资决策中所表现出的框架效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实验2使用目标框架类型的模拟股票投资情景，采用单因素（百分比信息呈现框架和增加额信息呈现框架）的被试间设计，341位个体投资者完成了实验问卷，结果发现，股票信息的呈现框架对个体投资者的股票投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以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计量模型对1994-2005年间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共同决定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同时发现竞争程度和基础业务能力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有影响，预算约束和金融创新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商业银行提高效率的途径是注重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改革，加速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大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适当扩大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的规模，保持银行业适度集中度，并注重健全金融法律制度、重塑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商业银行效率。

随着国内金融控股公司基于交叉销售的综合金融战略的实施，客户信息的收集、保管、使用和披露过程中涉及到的客户信息保护和在现有法律限制范围内的客户信息共享与交叉利用之间的协调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从客户信息保护的角度区分不同客户信息来源探讨金融控股公司如何在现有分业经营的条件下实现跨系列的客户信息合规的交叉利用，真正实现集团综合经营的战略协同效应。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客户信息的分类和客户信息共享交叉使用的风险，最后详细分析了客户信息规范化获得和交叉使用的原则、策略与实施要点，以便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微观的操作实践层面真正实现客户信息的合规交叉利用，实现交叉销售的综合经营战略。

经济法的发展是随着经济运行的改变而调整，但法律的滞后性必然会在经济变化中反而给经济的发展留下隐患，这正是经济法持续革新的本源。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法的立法进程看，已出台的中国反垄断法背负着维护中国经济理性发展的历史重担，由于金融对整个国家经济起到供血的核心作用，完善反垄断法的第一站无疑应当以架构金融反垄断制度为起点。本文以我国反垄断规范的三十年立法征程为思路，结合同期金融监管的变迁历程，试图在理顺竞争政策与金融发展相互作用脉络的同时对作为我国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做出前瞻而务实的预测。

新《破产法》正式将金融机构纳入破产范围，并作出了特别规定，但金融机构破产仍有许多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如个人债权的清偿顺序及保障问题，破产金融机构资产的变现问题，破产管理人的选任问题等。应建立金融机构破产的相关法律制度，如个人债权清偿制度，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金融资产变现的相关法律制度，金融风险责任追究制度，金融机构破产的挽救—重整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