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金融市场将对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国际上，西方主权国家和日本的债务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的失业率的等问题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在国内，房价和CPI居高不下，我国政府频繁加息和提高准备金，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稳定物价是我国当前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地震、战争等因素给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进一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投资者将更加关注投资风险。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包括QDII基金在内的国内基金公司公募基金资产净值为25184.54亿元，其中开放式基金占公募基金资产的90%以上的比重。所以，研究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研究开放式基金不同投资策略的风险，通过了解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策略，熟悉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特性。分析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率，让投资者理解开放式基金风险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风险收益偏好选择不同类别开放式基金，对比基准指数进一步估计单只开放式基金波动状况。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运用GARCH-M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投资风险，EGARCH模型研究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是否存在非对称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1）GARCH-M模型对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拟合效果较好，在本文研究的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体现出金融理论中高风险高收益的有：股票型基金指数、混合型基金指数、货币型基金指数、ETF基金指数和QDII基金指数，只有债券型基金指数估计出的均值方程方差前的系数为负，众所周知，债券型基金风险最小。2）信息冲击非对称性在开放式基金指数中比较复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策略的开放式基金“利空消息”和“利好消息”都会加大指数的波动率，但是本文没有得出“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作用的非对称性的结论， ETF和QDII表现出了“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通过分析得出我国基金经理们在利好或利空时都表现出了羊群效应的结论，他们没有合理地控制风险，跟散户一样追涨杀跌，而且利空弱于利好，说明基金经理追涨时更疯狂。因此，建议我国投资者在牛市中选择 值较高的股票会收益更好，在熊市中选择 值较低的股票风险更少。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通胀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通胀以及经济渐入下行通道，最终将导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以及社会福利的急剧恶化，而反映这一周期性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却也未能有效地解除危机的困扰。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性最优通胀为零，确定性最优利率应该等于通胀与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所获得的补偿之和；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最优通胀是一个相对于非零通胀稳态的紧缩率，并且紧缩的水平和程度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最优通胀要求最优实际利率大于零，并且最优的实际货币数量应该等于零，即名义货币数量不大于通胀水平。我们还对比分析利率规则与货币增长率规则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会增加通胀趋势效应，货币增长率规则所引致的经济波动要比利率规则高，而高的波动性给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通胀超出非零稳态的最优水平。在一个更加前瞻的视角上，这一组最优关系中利率作为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的对价补偿，其长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会积聚资产泡沫为危机埋下隐患。

本文在借用DD模型和资本定价模型（CAPM）对我国上市公司应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外部投资者能对应计质量进行市场定价，较差的应计质量会增加公司的信息风险，以致提高其权益资本成本，同时将应计质量分为固有应计和可操作性应计后，发现固有应计与可操作性应计的信息风险含量存在差异，较高固有应计质量更能降低信息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更为显著，由于应计质量所采用的计量指标是应计的波动性，为此也可以认为盈余中应计波动性越高，则信息风险就越高，权益资本成本也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是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从而能有效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本文也发现行业因素、账面市值比、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财务杠杆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显著，但对此的解释学术界仍存在明显的分歧

本文从大众对于各种信息产生不同解读从而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角度入手，在提出 所有人对信息的解读将最终反应在股票价格上、信息最终传递到所有人群中需要时间、人们 的判断和决定受当下已做出行为人群的影响三个假设前提下，构建了信息解读模型，并用我 国近期的数据对此模型进行了检验。通过该模型，可以预测当新信息产生后，人们如何解读 以及最终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

基于上证股市的相关数据，本文首次分析了不同市场态势下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及其波动的异化 现象。结果表明：我国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的收益并无显著影响；而股票收益却对投资者情绪的作用显 著：牛市阶段股票收益与投资者情绪正相关，而熊市阶段则为负相关；投资者情绪对收益波动的影响在不 同市态下也存在异化现象：熊市阶段投资者情绪对预期收益波动的冲击存在非对称效应，乐观倾向比等量 的悲观倾向对波动的冲击更大；而牛市阶段收益波动主要受投资者悲观情绪的影响，且不存在非对称效应。 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

本文比较研究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颁布前后，限售 股份交易制度对股票收益及其波动性的影响差异，并重点分析了基于大宗交易平台的机构 “二传交易”②行为是否有助于降低限售股份交易对股票价格波动性的冲击。基于事件研究 法分析结果显示，以《指导意见》为主旨的机构“二传交易”行为并未有效减缓限售股交易 对二级市场股票股价波动性的冲击。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在公司控股股东、管理者出售， 拥有交易所席位且交易活跃的机构投资者“接盘”的条件下，大宗交易平台的限售股份的“二 传交易”对股票价格波动性冲击更大。

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是否会影响市场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危机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 三个公允价值变量：公允价值每股净资产（FV）、每股公允价值调整额(FVAD)和公允价值投 资损益每股净收益调整额(HOLDG)，考察它们对股价、股价变动、以及个股波动性是否有解 释力。我们发现，市场对公允价值信息有反应，公允价值计量会形成“资产价格循环”，从 而影响市场系统风险，而且公允价值信息也会影响上市公司个股波动性，进而影响到市场。 研究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是，市场应当如何对公允价值正确“定价”，也就是说，公允价值 的正确应用不单是会计师们的工作，也是证券分析师们的工作。

由于利用货币总量预测通胀的能力大为降低，也很难找到能够反应流动性状况的显性指标，而资产价格往往包含有相关的特定信息，对相关经济变量的反应也非常灵敏和迅速，使得资产价格容易成为反应未来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由于资产价格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很容易导致公众预期发生紊乱，所以中央银行虽然不必一定要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直接的政策调控，但必须要加强相关的信息沟通，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及我国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判断资产价格是否包含对未来通胀的一定信息，并实证研究资产价格对我国公众通胀预期的可能影响。

本文以ARMA-GARCH、GARCH-M及EGARCH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及韩国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实际汇率波动，及是否存在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发现中国汇率波动最为平稳，而韩国汇率波动最大，并且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我们另外考量了央行干预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日本央行干预最为有效，而韓國央行干预最为无效。此外，我们以BEKK-MGARCH模型检验中日韩三国的汇率协同波动现象，发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汇率皆具有正向协同波动关系，而以日韩的协同波动持续性最为显著。若考量央行联合干预，则中日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提高，日韩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明显降低。此外，中日及日韩的联合干预对汇率协同波动有显著的政策效应。

本文重新检视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模型，建构了考虑央行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SVAR模型，并依据模型理论及经济假设对SVAR给予长期约束条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的管理浮动汇率期间，存在汇率滞后性超调难题的现象。此外，我们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在样本长短期之下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果发现央行的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在短期和长期之下有相对较高的解释能力，而物价指数无论样本期间的长短都对实际汇率波动有高度解释力，验证了相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成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