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2007年到2011年五个整年的日度数据为样本，通过ARCH族模型和VAR模型分别探讨期限为隔夜、一周、二周、一个月4个品种短期shibor各自的波动性和相互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各品种短期shibor的波动存在非对称效应，正向冲击引起的波动大于同幅度负向冲击引起的波动的上升。某一品种的短期shibor的波动对其他品种短期shibor的波动会产生同方向的溢出效应，不同品种短期shibor所造成的波动溢出效应也有较明显的差异。

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减少银行信贷亲周期效应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宏观经济波动下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调整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2000—2010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面对宏观经济波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呈现出显著的逆周期调整特征，并且其主要是通过增加资本净额的方式实现的，另外，不同特征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逆周期调整行为表现出较大差异，国有银行和大型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特征显著弱于其它类型银行。

新兴市场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发往往是其开放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闸门。本文基于新兴市场的经验事实，从宏、微观层面系统阐述了股票市场开放后外资股东对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稳定所形成的各种正、负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对波动率的正负影响机制的还受到诸如监管水平、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法制环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要注重保护好外资股东与其持股比例相称的股东权利，这样有助于在股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股票市场的开放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而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新兴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均引发学术界与实践界对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重要影响因子的讨论。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月度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讨论外资股东对所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波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有H股、B股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因为各种因素在发挥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功能被严重抑制，同时其股份的高难度退出机制使得其则较为容易在二级市场形成冲击，从而提高股票波动率，而持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本文分析1999-2008年沪深上市公司年样本数据，发现现金流波动率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而盈利波动率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分解盈利波动率，结果表明投资者能够辨识盈利中各组成部分的信息内涵，对于现金流波动和盈余操纵程度较低的公司给予更高的估值。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现金流波动率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权益资本成本来影响公司价值，其中由市场环境导致的系统性现金流波动率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当通过风险管理手段降低现金流波动率，从而提高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四种方法来测度中国公司债的非流动性, 考察了公司债层面、市场层面影响中国公司债非 流动性的因素, 最后讨论了公司债非流动性、权益波动率、印花税调整等因素对公司债风险溢价的影响. 研究 发现, Amihud (2002)是衡量中国公司债非流动性较有效的方法. 在截面上只有Amihud (2002)非流动性测度 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的显著影响. 此外, 公司权益波动率和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调整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 的稳健显著影响. 在控制了信用风险后, 公司年化权益波动率提高10个百分点, 公司债风险溢价大约提高45个 基点; 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调整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的显著影响, 2008年4月24日、2008年9月19日印花税 调整后, 债券投资者比调整之前多要求大约50、60个基点的额外风险补偿.

本文利用EGARCH模型和VAR模型研究了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开市一年来交易量和波动率的动态和因果关系。实证结论表明股指期货的非预期交易量是信息量的有效代理变量，可以很好的解释波动率，同时二者没有显著的Granger 因果关系，因此我国股指期货市场支持了分布混合假说（MDH），证实了该市场是有一定效率的。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进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进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进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性。

本文通过 VAR-MVGARCH模型和变参数模型研究了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分别 与货币供应量、汇率和利率的线性和波动关系，发现：汇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 的变动会产生显著线性影响，但是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变动的 线性影响不大。尽管货币供应量、汇率和利率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但由于它们与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相关性波动剧烈，同时考虑到不断变化货币政策“盯 住”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困难以及有悖于央行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和平稳性”的目标， 认为当前最好实施汇率工具去盯住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均值变化，才容易产生显著效 果。

本文运用全国37 个大中城市自2005 年1 季度至2009 年4 季度的动态面板 数据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理论模型得出的关于杠杆率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 同时，文章将 37 个城市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给予实证，结果得到房贷政策调控 至今效果不佳，及其在三个区域的效果可能不同的主要原因，即杠杆率在房地产价格决定 和波动中的影响及表现形式存在不同。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房贷政策调控对一线城市的房 价影响最深，但是房价的表现并非单边的；对二线城市房价的单边影响最大，提高首付比 例和贷款利率都将导致二线城市的房价有所下调；对三线城市的房价影响最小，该区域的 房价上涨更多地是由不断升高的土地交易价格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