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多元GARCH模型，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实证研究中美经济关联性。我们发现中美实体经济既“挂钩”，又“脱钩”。一方面，从总体趋势而言，两国实体经济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两国实体经济并不总是那么紧密，经济运行的风险会促使两国加深两国经济的联系。在投资、物价、贸易、就业等方面，出口是导致中美两国实体经济出现“挂钩”趋势的主要因素。中美虚拟经济方面不仅没有“脱钩”，而且长期看越来越紧密的趋势明显。

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工具重要的中介变量，央行通过操作各种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最终影 响到产出、物价和就业等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通过正确分析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素来预判货币供应量 走势， 对于正确判断宏观经济运行形势、 理解货币政策的变化及预判金融市场走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应量(M2)多变量回归模型， 对影响我国货币供给量的因素进行 分解，从而揭示众多宏观经济变量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程度的大小。通过运用2005-2009年的历史数据， 本文最终建立了一个用以衡量和预测M2的多变量回归模型， 模型反映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依次为人 民币贷款规模、外汇储备、财政存款。通过运用该模型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模型对未来货币供应 量的预测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并且预测结果较为可靠。本文验证了实际中大多数分析通过观察和预测信 贷投放来大致估计M2变化的方法， 也说明目前央行通过信贷控制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手段是基本有效和 可行的。

本文对亨德森（Henderson, 1974）开创的新古典城市体系理论加以拓展，提出了一个关于 一国内部地区/城市间价格水平差异的一般理论。作为一个全面均衡模型，该理论可以解释所谓“国 内宾大效应” ，即一国内部各城市在人口规模、物价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居民技能水平等方面都 呈正相关的现象。该模型同时是一个关于国际价格水平差异的替代性理论。本文还表明，与学界流 行观点相反，经济一体化与地区间价格差异程度并无必然联系。

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利率不断的市场化、汇率制度逐步趋向灵活以及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些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外部环境。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并利用PcGets软件，实证考察了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广义货币需求、物价、产出、利率、汇率以及股票价格之间的有机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只要适当地考虑资产替代并利用科学的计量方法，我们依然可以得到相当稳定的广义货币需求函数。在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中，收入弹性小于1。当期的通货膨胀对实际货币需求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这反映出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事实。汇率的变化率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货币需求，但是2005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确实引致了更多的货币需求。尽管近年来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股票价格无论在我们的长期还是短期模型中都还不显著，实物资产过去是目前仍是中国居民资产组合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更好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本文仔细估计了我国的资本存量重，并利 用生产函数法对1978 年以来我国潜在产出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我国仍然处于规模报酬 递增阶段；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具有很强的解释作用；1990 年代中期之前，我国产出缺口 波动较大，而1990 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经济基本上围绕潜在产出水平运行，这表明经济运行 和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成熟；但2007 年我国经济产出超过潜在产出，物价上涨压力明显。 尽管受2008 年9 月份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我国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平， 但产出缺口并不严重，这即表明了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也说明随着经济的强劲复苏， 扩张性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应逐步回归中性，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汇率和物价是开放经济中最为核心的经济变量，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本文采用2001年1月—2009年1月的相关数据，针对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及消费价格指数的传导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价格的传导是不完全，其中进口价格对于汇率的波动反应较为敏感，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与消费价格对于汇率的波动反应则相对缓慢，特别是无论从长短期的传导效果来看，汇率波动对于消费价格的影响都较为微弱。

中国经历汇率制度改革后，外部经济失衡业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外汇管理当局的“棘手”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00 年1 月~2008 年2 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借助ARCH 模型和TVP 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反而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0.08和0.689）；TVP 模型检验认为国内产出增加和FDI 流入都上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综合分析认为，借助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进行国际收支调节和外汇储备调整是当前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

M1、M2均符合可测性要求。基础货币、Ml、 M2的增长趋势， M1、M2层次的乘数及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检验，以及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与M1、M2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均表明，M1比M2更具可控性。关于M1、M2的相关性特征，（1）M1、M2均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M1是实际GDP、通胀率的格兰杰原因，M2与实际GDP、通胀率则互为格兰杰原因。（2）通胀率对M1冲击具有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无正向响应。实际GDP对M1冲击有显著、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有不稳定的正向和负向响应。（3）超前一年的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与通胀率的变化正相关。M1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在大多数年份都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同步正相关。因此，我国仍应以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并要加强对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调控。

本文利用1979年至2007年的经济数据，主要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中国长期货币中性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发现：（1）货币供应量变动是名义GDP变动的Granger原因，却不是真实GDP变动的Granger原因，所以货币供应的变动仅仅影响名义产出，并不影响真实产出；（2）货币变动是物价变动的Granger原因。随后进行的回归分析货币供应变动仅仅影响名义产出物价水平；即在样本期间内，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货币长期中性在我国成立。因此，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缓解目前的经济困境，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内不可避免的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中国经济、物价、资产价格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流动性过剩被学术界认为是一大成因。本文以开放经济的视野，通过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运用国际比较界定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定量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流动性过剩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发现，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GDP和物价来传递。中国经济表现出与国际流动性过剩绝缘的特征，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国际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没有产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它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影响甚微，对中国的货币数量、物价和股价也没有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