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公司债能否合理定价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公正、有效地运行。针对中国尚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在分析公司债信用利差时，除了关注微观因素外，更加应该重视宏观因素。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为2007年至2016年共10年的中国公司债到期收益率的周面板数据；宏观因素不仅包括如消费者物价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股票市场指数等传统宏观因素的指标，同时纳入了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影响力度日益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货币供应量、以及工业发电量等多维度的宏观指标。利用控制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以上宏观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方向和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结构化模型的解释力随公司债信用评级的降低而升高；货币供给量M1与M2的增幅与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为正相关，但回归结果不十分显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回归系数在不同评级的债券中出现了显著正负交替的现象，这可能是受中国市场主体近年来对持续的物价上涨，存在适应性与理性这两种不同的预期所致；在与公司债信用利差正相关的宏观因素中，除了采购经理人指数、沪深300股指以及工业发电量外，固定资产投资额最为显著，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公司债定价影响最大。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本文建立一个含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将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纳入统一的政策目标分析框架。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具有完全替代性；当且仅当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充分协调时，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效果。

近年来，我国物价水平不断攀升，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物价水平上升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速度角度，采用平滑过渡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1996年以来的月度数据，研究了货币与物价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论表明：货币供给对物价的影响依赖于经济所处的状态（高通胀和低通胀两种不同的状态）；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会导致物价同方向变动，且不依赖于经济状态；应对物价变化，我国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一国内部地区/城市间价格水平差异的全面均衡模型。其核心思想是， 生产方面的聚集效应与体现为高房价和高服务业价格的“拥挤效应”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由不同类 型城市所组成的城市体系，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物价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居民技能水平等方面 都呈正相关。该模型同时是一个关于国际价格水平差异的替代性理论。模型还表明，与学界流行观 点相反，经济一体化与地区间价格差异程度并无必然联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金融市场将对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国际上，西方主权国家和日本的债务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的失业率的等问题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在国内，房价和CPI居高不下，我国政府频繁加息和提高准备金，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稳定物价是我国当前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地震、战争等因素给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进一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投资者将更加关注投资风险。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包括QDII基金在内的国内基金公司公募基金资产净值为25184.54亿元，其中开放式基金占公募基金资产的90%以上的比重。所以，研究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研究开放式基金不同投资策略的风险，通过了解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策略，熟悉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特性。分析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率，让投资者理解开放式基金风险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风险收益偏好选择不同类别开放式基金，对比基准指数进一步估计单只开放式基金波动状况。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运用GARCH-M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投资风险，EGARCH模型研究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是否存在非对称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1）GARCH-M模型对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拟合效果较好，在本文研究的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体现出金融理论中高风险高收益的有：股票型基金指数、混合型基金指数、货币型基金指数、ETF基金指数和QDII基金指数，只有债券型基金指数估计出的均值方程方差前的系数为负，众所周知，债券型基金风险最小。2）信息冲击非对称性在开放式基金指数中比较复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策略的开放式基金“利空消息”和“利好消息”都会加大指数的波动率，但是本文没有得出“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作用的非对称性的结论， ETF和QDII表现出了“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通过分析得出我国基金经理们在利好或利空时都表现出了羊群效应的结论，他们没有合理地控制风险，跟散户一样追涨杀跌，而且利空弱于利好，说明基金经理追涨时更疯狂。因此，建议我国投资者在牛市中选择 值较高的股票会收益更好，在熊市中选择 值较低的股票风险更少。

本文重新检视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模型，建构了考虑央行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SVAR模型，并依据模型理论及经济假设对SVAR给予长期约束条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的管理浮动汇率期间，存在汇率滞后性超调难题的现象。此外，我们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在样本长短期之下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果发现央行的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在短期和长期之下有相对较高的解释能力，而物价指数无论样本期间的长短都对实际汇率波动有高度解释力，验证了相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成立的现象。

财政的平衡预算宣告单一的货币供应规则失效，取而代之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为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提供了政策锚，世界各国政府由此积极推行2%左右通货膨胀政策，配合以低利率，货币超发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建设，导致了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高物价、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渐行衰退的滞涨局面，因此，治理经济危机需要首先确立最优的通胀政策，并严格管理财政和货币政策。本文建立了具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开放经济中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为负的零边界，与最优通胀相对应的最优利率为4%，进一步地，当财政政策进行严格的逆周期调节时，最优的通胀会呈现上升趋势为0.15%，最优的利率为4.2%，开放经济财政和货币合作能够平抑经济波动，同时常规类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联合作用将会加大通胀趋势，没有证据表明2%的通货膨胀为适度的或者是最优的。我们的实证结果同时展示政府应该彻底废弃货币供应规则，代之以最优的通胀政策和最优的利率政策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

我们从马克思确定“现实的关系”展开考证：抑制通货膨胀与现实应对物价上涨，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现实的。并通过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立足在经济学上用抑制通货膨胀制定的货币政策、财税决策等的方针政策，却导致国企、集体企的大批职工下岗的这一事实而考证：抑制通货膨胀是“抽象规定”的虚假概念；并通过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而是采取“现实应对物价上涨”的货币政策、财税调节等方针政策，既推动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考证：采取现实应对物价上涨是“经验的现实性”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