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 2014 年底至 2015 年八次降息降准事件为自然实验，针对 A 股市场全部 2821 支股票， 研究股市震荡中的信息泄露和市场反应。实证表明，降息降准信息发布前一天，开盘价收益率、每笔 成交量和知情交易比例显著提高，波动率和成交笔数显著下降；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以及降息降准直 接利好的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股票，其知情交易比例显著提高。进一步，降息降准信息发布 前一天，每笔大单的规模和总大单数量显著提高，大单与小单的知情交易比例都显著高于正常日，且 小单的知情交易比例在最后交易时段逐渐与大单接近。本文结果意味着此次股市激荡中宏观调控信息 的泄露是普遍存在的，知情的机构投资者更早得知泄露信息并用于买卖相关股票获得收益，并在统计 意义下先向其他机构投资者，然后是向散户扩散。

学界关于指数效应研究一直争论不断，尤其我国沪深 300 指数，文献中结论几乎完全相反，本文表明这些结论差异可能源自传统回归方法的缺陷。针对 Beneish 和 Whaley（1996）称作“标普游戏”（套利）的指数效应，本文利用断点回归实验，验证了沪深 300 指数效应，并通过双重差分（DID）和异常收益率分布检验验证实验结果稳健性。沪深 300 指数成分每年按照市值排名高低调入调出指数，提供难得自然实验环境。排名断点的处置效应显著，调入股票相对其对照组（未调入指数的股票）出现了大约 15%的正异常收益率，调出股票宣告日前相对于其对照组（保留在指数的股票）产生大约 10%的超幅下跌，并在宣告日后第 6 天发生反转回复到宣告前水平，但是显著性不足，说明我国沪深 300 指数效应不具有对称性。

金融漏损现象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长期存在，其引致的金融风险逐步累积，一旦引发系统性风险势必阻滞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步伐。文章基于2001-2012年间金融漏损的相关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视角下金融漏损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金融漏损的市场失灵因素主要是信贷资源错配下的低效率运营，政府的持续扩张行为是政府失灵引致金融漏损的主要原因；市场失灵引致的金融漏损不断下降，政府失灵下的金融漏损却不断上升。消除金融漏损应打破金融垄断，增强市场机制作用，并解决政府激励与约束的非均衡性，使政府恪守“守夜人”职能。

IPO过程中是否存在向上盈余管理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持久关注的话题，动机和机会是影响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检验了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决策主体利益函数变化对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IPO过程严苛的法律监管和高额的法律风险，IPO前向上盈余管理幅度显著低于IPO后的盈余管理幅度，上述现象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更为明显，而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获得实质性流通权的民营上市公司当中。这意味着，股权分置改革改变了大股东的盈余管理动机和盈余管理行为模型，未来监管的重点应该后置，需要特别关注最终控制人股票限售期期满之时的会计质量。

各界都比较关注创投机构的增值功能，但少有人深入研究到底是创投提升了企业业绩还是发现了企业业绩并选择了企业。本文首先分析了创投与被投资企业业绩间互为因果的内生关系，然后用工具变量法和滞后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分别检验创投机构对企业业绩的筛选功能和增值作用。以深圳创业板2009-2011年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得到的实证结果显示，创投机构的投资和持股因素在各种模型检验中都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企业业绩对创投投资概率的影响不明显；多种均值比较结果显示有创投支持的企业其综合业绩、长期业绩均值以及创投投资前的业绩都比无创投支持的企业差。

影响决策之变量有个人特征、社会影响及情境因素等等，其中个人特征部分又分为：个人资源、动机涉入、知识、态度、人格、价值观与生活型态(Engel 和 Black wall，1990)。而态度，是指人由经验而组织起来的对人、事、物以及周围世界所做的评价，既反映出个人对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相当持久且一致的行为倾向（荣泰生，1999）。而金钱意义除了表面上的购买能力外，还对不同人所代表的意涵也是有所不同的（Keller, C., & Siegrist, M.，2005）。故投资人对金钱的态度会影响投资者决策行为；而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承担程度会对投资动机产生影响(陈丽梅，2010)。 　　因此，本研究将以(Farley,2000)之风险承担程量表包括风险规避、风险接受及风险偏好三个构面； Yamauchi and Templer(1982)的金态度量表包括权?/名望、保?/时间、诱惑以及焦虑四个构面；及江佳宇(2006)之投资决策量表包括投资信息、产品熟悉度、商业消息、投资者信心及投资意图五个构面对三个变量作为衡量之基础。以观察风险承担程和金钱态度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同时以金钱态度作为中介变项解释投资决策，以探讨潜在依变项金钱态度是否能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 　　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统计变量分析发现：性别对各变数皆无显著差异；而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投资经验对各变量皆有显著性差异；婚姻状况则只对风险承担形成显著差异；而投资时间之长短则不会显著影响风险承担程度，但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各变量以结构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作研究工具分析发现：(1)风险承担会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2)金钱态度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3)当金钱态度作为完全中介变量以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部分成立 ,即投资者金钱态度能作为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之中介作用。

外部失衡的实质是地区间的资本回报率差异。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发现投资限制才是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源，金融摩擦反而有利于降低外部失衡的规模。通过在HOM模型中引入投资限制与金融摩擦，分析表明政府对于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将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供给不足的受控产品部门，只能集中于竞争性的一般产品部门。在导致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的同时形成产能过剩，降低了民间资本的回报率，形成出口竞争性产品输出过剩资本的格局。而金融摩擦的存在，会缓解一般产品部门投资与供应过剩的局面，从而降低外部失衡。本文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困境的有效路径为：首先放松管制，其次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垄断性行业，最后再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

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是公司财务的重要内容，我们将CEO性别因素引入到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中，利用事件研究，构建CEO性别和公司价值、公司风险的关联模型，研究结论表明：CEO上任事件会影响公司的价值，而女性CEO的上任对公司价值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女性CEO上任会降低公司风险，高风险公司更愿意任用女性CEO。

随着审计工作的不断深化和审计影响的不断扩大，审计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审计机关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审计轮换制度作为一种提高审计质量的有效途径引起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审计轮换为研究对象，分别讨论了审计的变更类型、变更意愿以及变更年限对审计意见产生的影响。文章的研究结论是：审计师变更要远比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产生的影响要大；就变更意愿而言，强制变更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力要远小于自愿变更。

并购重组是企业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到2012年的11年的并购重组数据，按照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针对短期和长期效应，利用CAR和日历时间效应方法，研究了并购重组是否带来了股东财富的增加，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无论是并购公司还是目标公司，并购事件首次公告日后的股东财富显著降低，公告日是否休市对股东财富的短期效应影响显著；长期内，规模和账面市值比是影响股东财富效应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大的并购公司股东财富有显著增加，而高账面市值比的目标公司被并购后股东财富也会显著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