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是否会影响市场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危机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 三个公允价值变量：公允价值每股净资产（FV）、每股公允价值调整额(FVAD)和公允价值投 资损益每股净收益调整额(HOLDG)，考察它们对股价、股价变动、以及个股波动性是否有解 释力。我们发现，市场对公允价值信息有反应，公允价值计量会形成“资产价格循环”，从 而影响市场系统风险，而且公允价值信息也会影响上市公司个股波动性，进而影响到市场。 研究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是，市场应当如何对公允价值正确“定价”，也就是说，公允价值 的正确应用不单是会计师们的工作，也是证券分析师们的工作。

本文考虑一个面临经营性风险（非系统风险）的企业家，在给定的债务及企业所得税率下，如何通过消费平滑、企业资本投资、破产保护以及金融风险投资，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公司金融问题。本文得到了非风险中性下企业资本价值的半闭式解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和最优破产阀值。对应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CAPM）理论，得到了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贝塔系数、系统风险溢价和非系统风险溢价（idiosyncratic risk premium）。不同于传统观点，非系统风险溢价严格大于零。这些结论和数值计算表明，企业家的风险态度对企业资本价值、最优资本结构，资本投资策略、破产水平、贝塔系数、非系统风险溢价、期望收益率等具有显著的影响。

通过对Delong etc的噪音交易理论模型的修正，本文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机理。选择市场换手率、封闭式基金折价和投资者开户增长率作为间接投资者情绪指数，应用因子分析法构造综合投资者情绪指数，并应用OLS和GARCH-M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股市投资者情绪及波动与股票收益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是影响股票价格的系统因子，股票价格随着投资者情绪波动而波动，而且情绪的上涨和下降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情绪上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要比下降强的多；因投资者情绪波动而产生的股票收益波动构成市场系统风险并得到了相应的风险溢酬。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借鉴了心理学家在赛马赌博中发现的规律，对投资者情绪对股票的截面效应进行了理论推测：认为由于非理性投资者的存在，具有极高成长机会的、处于亏损状态的、上市历史较短的、资不抵债的和公司规模较小的股票更容易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二）基于调整后的封闭式基金折价指标和换手率构建了一个新的投资者情绪指标，选择总市值、市盈率、市净率和上市历史的高低长短来构建特征组合，通过非参数统计和回归模型来实证检验情绪指标的变动对特征组合收益率的影响并做出解释，同时通过考虑系统风险的情绪变化与其他情绪代理变量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市值较小的、亏损的、市盈率较高的股票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情绪指标对不同市净率组合的影响模式取决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当由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而导致组合具有较高的市净率时，组合对情绪波动敏感程度要小于由于增长率较高而导致市净率较高的组合；情绪指标对上市历史不同的股票组合的影响模式并不符合理论预期。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检验，早期的实证检验多支持和肯定，后来更多的研究否定了它的有效性，认为 对股票收益没有解释能力。本文分四个时间段对上海证券市场CAPM有效性进行检验，否定了CAPM在前三个时间段的有效性，不能拒绝其在第四时间段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系统风险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弱。

本文应用模型EGARCH(1,1)-GED和GARCH(1,1)-N计算了深圳股票市场成份指数的日对数回报VaR值，通过后验测试和统计分析表明，对深圳成份指数的波动性分析，模型EGARCH(1,1)-GED优于GARCH(1,1)-N。在此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文中进一步分析了深圳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并提出了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股票市场高系统性风险根源在于中国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的平均质量的“柠檬化”，而这种上市企业“柠檬化”又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发展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所“内生”的，而在充斥“柠檬”上市企业的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必然会是一种投机行为，此种投机交易强化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因此，化解中国股票市场高系统性风险的一种重要的路径选择就是矫正发展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改进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向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全面开放，允许符合上市标准的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论文系统分析了中国股市股票期望收益率决定因子，发现个股总体风险、非系统风险、自然对数流通市值、价格、净市值比率和换手率对股票期望收益率具有决定作用。并且由流通市值、价格、换手率三个因子构成的期望收益率因子模型可用于预测股票实际收益率，即由股票期望收益率最大的股票构成的组合，可以获得较高的实际收益率。

中国资本市场的系统风险根源于市场的结构矛盾特别是股票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股权割裂、博弈格局的变化和当前交易机制下的投资者结构的变动，前两者是诱发投资者信心崩溃和阻碍信心恢复的核心因素，而市场机制的完善是维持市场信心的外在保障。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如果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系统风险，它最有可能从股票市场最先出现，危及从股票市场向其它市场的扩散过程中，以证券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结构调整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要预防中国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出现首先要解决股票市场的结构矛盾，首要的就是尽快采取行动，不能使问题越积越大，在完善市场制度建设的同时，着手解决股权割裂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奠定基础。